然而，他伤透了心。在“红五月”风暴的二十多天里，他陷入了深刻的痛苦、无尽的反思以及洛朗-若弗兰所说的“悲凉苦涩、精疲力竭与重度抑郁”之中。如果说，巴黎街头的“别了，戴高乐”、“十年了，受够了”还能让他理解的话，那么，在历史的深处，在巴黎的一处处官邸里，那些迫不及待的欲望，那些笑里藏刀的伎俩，那些落井下石的炎凉世态，则让他以一种近乎哲人的视角，重新回味自己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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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3日，几位部长好不容易说服了他，使他接受了折中的、而非一味强硬的方案。他试图在疏导社会与维护政府威严之间寻求平衡。然而，短短几分钟之后，刚刚结束了柬埔寨之行的蓬皮杜，迫不及待地在奥尔利机场发表讲话。他抛出了无条件答应学生们所有要求的方案。对此，教育部长阿兰-佩雷菲特认为，国家为此遭受了四重屈辱：对始终克制的警察；对还算开明的政府；对秉持司法精神的法庭；对始终强调国家威仪的戴高乐总统。
对此，戴高乐意味深长地告诉蓬皮杜：“如果你赢了，更好。法国将和你一起赢。如果你输了，那么你活该。”
蓬皮杜输了。当天晚上，至少三十万学生、市民走上街头；“别了，戴高乐”的呼喊，就是从那个夜晚开始的。那么，蓬皮杜为什么这么做呢？为什么在公开表态之前，甚至没有给他打一个电话呢？戴高乐对此也一清二楚。
蓬皮杜已经当了六年总理了。他坐不住了。他开始盼望这个78岁的老人或者引退，或者垮台。他已经准备好治理国家的蓝图了；他甚至扶植出了自己的派系，其中包括年轻的国务秘书、后来的法国总统希拉克。甚至，他还多少盼望戴高乐大出其丑、声名扫地？这么一来，他就不会笼罩在这个老人的赫赫声望、几乎与法兰西一样动人的名字之下。
那么，蓬皮杜有没有想到呢？这么做，受伤的是整个法国。不是吗？密特朗的左派联盟趁机要夺权；而在“红色达尼”的大喊大叫之中，一向含蓄的前议长孟戴斯-弗兰斯也蠢蠢欲动。法国分裂成了四大政治派别。而倘若不是这样，学潮或许不会演进为骚乱，法国或许不会瘫痪……
他洞察一切，如同月光俯览大地。他等来了5月24日的动乱之夜，等来了人心的复归。但他还需要一个手笔，不仅是让军队表示效忠、为他的最后决战增添一个决定性砝码，并安慰自己破碎的心；他还需要以自己的失踪，让发泄过脾气、处在一片迷茫之中、恍若无头苍蝇的法国人民，想起他的种种好处，知道法国不能没有他……
这就是戴高乐最被众说纷纭的手笔。这就是法国历史上“最神秘的一天”。
旧世界的瓦解
5月30日下午四点半，想起戴高乐种种好处、不再是无头苍蝇的六千万法国人，静静地坐在收音机边上，聆听自己曾经背叛的父亲讲话。在这个短短的、仅有四分半钟、但字字千钧的演讲里，戴高乐宣称，“我是不会引退的”。
戴高乐宣称，他不准备更换总理，因为他稳健的作风、出色的才干，“值得所有人尊敬”；但他将解散国民议会，让法国人民以全民投票的方式，决定自己的未来。
他宣称，有一个邪恶的组织、试图建立集权统治的政党，正以恫吓、毒化宣传和暴力行动，试图搞垮法兰西共和国。但，“共和国决不屈服”！戴高乐说，如果他们继续捣乱，他就不再客气了，“我将依照宪法……采取其它做法”。他没有明说将怎么做，但六千万法国人无不心知肚明：军队将开进巴黎；捣乱分子将被逮捕、监禁而后审判。
他以“共和国万岁”、“法兰西万岁”的口号，结束了他的演讲。他的语音刚刚落下，欢呼声和《马赛曲》响彻了波旁宫。人们身体颤抖，呐喊、哭泣、拥抱、冲上街头……“戴高乐不孤立”！“我有七个孩子，反对无政府主义”！“前进，戴高乐！戴高乐，前进！”几千万法国人这样呼喊着。
在这样的声音中，达尼埃尔-科恩-本迪知道，属于他的五月过去了，“节日过完了”。
“科恩-本迪滚回柏林去！”这是当夜巴黎盛大游行中的口号之一。6月11日，包括“3月22日运动”在内，11个在红五月中大出风头的左派团体被取缔，科恩-本迪也被驱逐出境；6月12日，警察闯进巴黎大学，将占领者通通赶了出去；这样的老戏四天后又在被占领的奥戴翁大剧院重演。几乎没有遭遇抵抗地，雷诺工厂区、弗兰工业区、邮政局、铁路公司……不久后都恢复了开工。
“红五月”的狂欢，渐渐地化为记忆了。在整个红五月风暴中，共有五名死者。除一名警察死于袭击、一名青年死在警察的枪口下之外，其余三人都死于意外事故。斯人已逝，市井太平。他们渐渐地被淡忘了。
然而，红五月的余音并没有终结。在此后的四十年，它的影响无处不在。那些身体的动作、标语的狂欢、思想的盛宴与青年的呐喊，渐渐汇流而成今天的世界。1968年是旧世界的葬礼，新世界的胎动日。
6月23日，法国全民投票。戴高乐的独立共和党赢得了485个议员席位中的358个。自从法兰西第二帝国诞生以来，从来没有哪个多数党赢得过这样的胜利。随即，外交部长穆里斯-德姆维尔被任命为总理，戴高乐和蓬皮杜开了一个大玩笑：他曾经说过，他不会撤换总理。这让心怀惴惴的蓬皮杜一度以为总统真的老糊涂了。
“黯淡的苦行”开始了。此后一年多，蓬皮杜度过了一生中最心灰意冷的岁月。但出乎自己的想象，他的这段岁月如此短暂。1969年4月，就改革参议院问题，戴高乐决心再次以退为进，他说法案不能通过的话，他将辞去总统职务。然而，这一次法国人没有买账，该案以百分之五之差被否决。
4月28日，中午12点11分，戴高乐在自己的别墅宣布正式引退。此后一个多月，谁来执掌法国成为六千万人的主要话题。人们纷纷想起一年前蓬皮杜的宽大，他“必须与时代走在一起”的声音；特别是刚满21岁的那些青年，几乎无一例外地把票投给了他。他成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第三任总统了。
他真的和时代走在一起。进入70年代后，青年的性问题渐渐淡出主流视野了，它变得太寻常、太值得理解了；摇滚乐、爵士乐以及摇摆舞，渐渐成为正常的娱乐，没有人还认为这是叛逆的象征。与此同时，西装多少有些没落了，一群群青年走出校园、成为新的中产阶级后，他们更喜欢休闲装、夹克衫。长途旅行、野外运动、倾听和自己不同的观点……渐渐成为新的时代风尚。
世界从前现代迈入了后现代。如果说，一百多年前，丹东
、罗伯斯庇尔们以清新的歌唱，使理性精神、科学主义、社会进化论成为19世纪的主流声音的话，那么，达尼埃尔-科恩-本迪们同样清新的歌唱，却终结了这个声音。他们开启了感性主义、“人生即意义”、生活即目的的大门。他们的那些质疑：机器统治着人，观念管辖着心灵，家庭、政权、宗教这些人为产物侵占着人本身……所有这些对“异化”的质疑、批判与反思，使世界多少地回归了它的应有面貌。
一个多元、斑斓、世俗化的法国出现了。被改变的，不仅是法国。
不仅是法国
1991年，苏联解体后，那个意识形态对抗的世界彻底完结了。在这个背景下，“红五月”的遗产进一步风行世界：在思想领域，科学主义渐渐为人摒弃，它渐渐回到了自己应有的工具性地位；宗教开始没落；现象学、存在主义、“生活即目的”的思考，进一步成为学界的主流，乃至儒学开始复兴。学者们不再赞叹科学的力量，而转而回归更长远的传统：道德、心灵与美；
在社会政治领域，福利国家虽然日渐脚步臃肿，但渐渐成为大趋势；人民更加关心自己的生活，而不是哪种主义更神圣；投票也不再是“天赋人权”，而渐渐沦为一种游戏。人们往往更看重候选人的仪表、谈吐、风度，而不是别的。一句话，政治也渐渐地世俗化了。
在生活方式方面，更如此。苏联解体次年，那个戴高乐的同代人、最后一个曾指挥庞大军队参与二战的政治家，邓小平——开始引领一个古老而广袤的国家加入全球化的潮流。不过几年时间，大信息网、大娱乐网、和巴黎与纽约几乎毫无区别的生活方式……就渐渐地铺张开来了。中国青年也成为社会的主体；孩子们的父母，那些曾经是红卫兵、同样拥有过自己的“红五月”的中年人，对他们的染发、蹦迪、离开父母、多性伙伴，渐渐地采取不干涉态度。在全世界范围，他们先后摆脱了以父辈为效仿的生活模式。
即使如此，1968年的未开发遗产，依然丰硕。如果说，1968年的诸多要素已经普遍地进入人们的生活的话，那么，必须看到，它依然是资本的产物。在1968年的反叛之后，资本不仅没有没落，它反而更加强大；官僚机器以及世俗政权也没有没落，只不过越来越隐蔽，越来越熟悉在幕后的操纵。以伊拉克战争为例，这场伤亡惨重的战争，尽管没有了意识形态的借口，但它的维护和平的面纱更显精美。它始终没有遭遇类似年代那样的抵制。统治阶级开始学会以水煮青蛙的方式，让人们忘却抵抗。
更重要的是，1968年的核心命题：人对于人为的那些产物，无论机器、家庭还是政权，究竟该持什么态度？对资本与政权的禁锢，究竟该如何反抗？人如何回到“生活即目的”的非异化状态呢？……所有这一切，都是1968年给后世青年的另一些遗产：经验、教训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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