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一块石头的运动轨迹
■主笔 丁三
那位不知名的“3月22日运动”组织的成员投掷出的这块铺路石，不仅是席卷法国的“红五月”风暴的先声，它还是20世纪法国、欧洲以及全世界的转折性象征。在它之后，世界从前现代迈入了后现代；它的主要遗产，就是我们今天所目睹、亲历并参与的这个多元、斑斓而世俗化的世界。
1968年5月3日，下午五点半，一个头发肮脏、“脚穿克拉克牌皮鞋”、“衣领皱巴巴”的青年，捡起一块铺路石向不远处的一部雪铁龙警车掷去。瞬间之后，车窗玻璃碎片横飞，警察队长克-布律内应声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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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发生在巴黎圣米歇尔大街的一幕。当时，几千名青年与几百名警察对峙着，“不许带走我们的同学”、“巴黎大学是大学生的”、“猪猡们，滚出大学去”……各种各样的呼喊声此起彼伏。现场如此混乱，以至于见证者之一罗朗-卡斯特罗只记得掷石者的装束；而法国“红五月”精神领袖、“3月22日运动”创始人科恩-本迪也仅仅在事后听说，那个青年是他创建的这个小组织的142名成员之一。
这个不知名的青年能够想到么，他投掷出的这块铺路石，不仅是席卷法国的“红五月”风暴的先声，它改变了几位后来的法国总统，蓬皮杜、密特朗、希拉克，乃至法兰西英雄、第五共和国缔造者戴高乐的命运；它还是20世纪法国、欧洲以及全世界的转折性象征。在它之后，世界从前现代迈入了后现代；它的主要遗产，就是我们今天所目睹、亲历并参与的这个多元、斑斓而世俗化的世界。
“我们反抗父辈，但并不想杀死父辈。”科恩-本迪后来概括道。如果说，中国的红卫兵狂潮可以视作一场手笔浩大的乌托邦试验，而美国长达四年的青年抗议运动始终以肉身与欲望为驱动，那么，法国的“红五月”风暴，则始终洋溢着清新、理性与“生活即目的”的永恒诉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红五月”的遗产才如此丰美，如此多姿多彩。
农泰尔的星火
“红五月”的最初星火，可以追溯到当年年初的“农泰尔事件”。
1968年1月8日，法国青年体育部部长弗朗索瓦-米索夫前往农泰尔文学院，视察新建成的游泳池工程。视察结束后，他拒绝格拉潘院长悄悄离开、“从一道小门出去”的建议；他走向了一群神色激愤、等待已久的大学生。他知道这些学生对他的《青年白皮书》耿耿于怀，但他不愿有失脸面地偷偷溜走。
所谓《青年白皮书》，指的是不久前问世的一份青年问题报告。远在上任之初，戴高乐将军就叮嘱这个春风得意的年轻官员，“好好看住青年人，研究他们”；为此，米索夫召集了一小群专家、学者，在分析、预测的基础上抛出了这份文件。米索夫这样告诫成千上万的大学生：“法国青年们总是迫不及待地寻求异性。他们为性欲问题闹个没完。……（但）他们的第一目标应该是职业的成功……”
这个论调让千万青年愤愤不平。当时，包括农泰尔文学院在内，众多大学正以罢课、周期性骚动的方式，争取男女夜间互访的权利。教育部长阿兰-佩雷菲特是个开明、好脾气的中年人，他为此左右为难：一方面，主流舆论依然充斥着清教徒般的色彩；那些一战前后出生、信奉共和政体、经历过法国光复并视戴高乐为神祗的中产阶级，希望自己的孩子也像自己一样生活；在避孕药刚刚问世的年份，他们甚至要求自己的女儿或儿媳直到新婚之夜还是处女；另一方面，对出生在二战之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岁月、被称为“婴儿潮”一代的法国青年来说，这一切不仅散发着陈腐气味，它甚至显得荒诞、荒谬，乃至充满了道貌岸然、自欺欺人的虚伪劲儿。
也就是说，这是两代人的对抗。法国政府夹在其中，动辄得咎。它折磨着历任教育部长、乃至蓬皮杜总理的神经。在克里斯蒂安-富歇的教育部长任上，一项旨在折中的法案被通过了：女生可以在夜间11点之前造访男生宿舍，但女生宿舍的隔绝是“不容更改的”；在阿兰-佩雷菲特的教育部长任上，他试图以21岁（法定成年年龄）为界线，成年学生的一切交往都不受限制，反之则不行。但无论哪项法案，都遭受了全社会的一片嘘声。中老年人抗议说，这么一来，“一切都将乱套”；法国青年的态度更为激烈，他们大声咒骂：“伪善！这个令人作呕的政府，它谁都想讨好，结果只能适得其反。”（阿德里安-当塞特，《1968年5月》）
无论如何，“适得其反”的评价是准确的。它折射了法国政府的尴尬处境。它站在两代人之间，寻求艰难的、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平衡；它站在新生群体与千年传统之间，不能不要未来，更不能不顾现在。这注定了它的两面不讨好……
在阿兰-佩雷菲特部长、蓬皮杜总理乃至戴高乐总统都小心翼翼地面对青年问题时，可以想见，米索夫的轻率之言，将引发学生们怎样的愤怒。这一天，当米索夫依旧以傲慢姿态，走向聚集着的百余名青年时，一个有着红棕色头发的学生也向他大步走去。在狭路相逢的火药气息中，这个年轻人冷冷地说道：“我读了阁下的白皮书。我注意到，在600页的荒谬之言中，竟然没有一句谈到青年的性问题。”
这个年轻人，就是后来“红五月”风暴的主角达尼埃尔-科恩-本迪。
科恩-本迪
达尼埃尔-科恩-本迪，1946年生，德国籍犹太人。与其说他是那个刻板、严谨、天赋过人的民族的产物，毋宁说，他是纯粹的、彻头彻尾的法兰西之子：远在1933年，为躲避纳粹的反犹迫害，他的父母就举家迁徙到法国莫托邦；在那个宁静的小镇，他们先后生育了两个儿子，卡布里尔与达尼埃尔。直到1959年，他们才第一次踏上祖国的土地，而此时，那些卢梭式的、洋溢着法兰西色彩的气质，挥洒个性、崇尚想象、歌颂自然、视情感而非理性为人生的终极价值……所有这一切，早已融入了他们的心性与魂灵。后来，洛朗-若弗兰这样评价卡布里尔：“一个极端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
与自己的兄长相比，科恩-本迪走得更远。1965年，他们的父母先后去世后，“他为了返回法国……而在农泰尔文学院注册了社会学系”。从此，他依靠微薄的助学金生活，并渐渐表现出贯穿“红五月”风暴的那些气质：他的老师、社会学系主任阿兰-图雷纳后来回忆说，他生动活泼、热情洋溢，喜爱辩论并极富怀疑精神，“他在课堂上的讲话从没少于十分钟”；洛朗-若弗兰则概括道，“他炽烈、凭直觉行事，具有天赋的鼓动才能……他是同代人中出类拔萃、犀利善辩的演说家”。
不仅如此。在农泰尔文学院的几年，科恩-本迪手不释卷、“为言论所麻醉”；他渐渐形成了自己的安那琪（无政府主义）思想。他并誓言埋葬旧伦理、旧社会、旧国家乃至旧世界。他的精神历程，完整地展现了“婴儿潮”一代的普遍观感。
1956年初春，在一个深夜的秘密会议中，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作了《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这份报告掀开了世界范围内的去斯大林化运动。西方左派先是一片哗然，继而开始了长达几年的争论。一些人指责说，苏联、赫鲁晓夫正走上修正主义的道路，另一些人则反复控诉着斯大林的罪行。无论是哪一种观点，都意味着苏联神话的破灭。苏维埃俄国不再代表人类的未来了。
换言之，在长达几年的争论中，应声倒下的不仅是斯大林的雕像，还有两代人的苏俄梦。与此同时，冷战铁幕、“杜勒斯主义”、去殖民化运动、越南战争……一波又一波的事件、风潮，也粉碎着“天赋人权”、“普世价值”的说辞，乃至1789年的神话与《独立宣言》的盛典。不是吗？西方的撤离殖民地，并非因为自由梦想、人权信念或博爱精神，而是因为失败与流血；不是吗？在越南战场
上或死或残的那些青年，与其说是死在游击队员的枪口下，毋宁说，他们死于白宫和华尔街的一己私欲；不是吗？在公民权利、“人人平等”的粉饰中，政客、寡头与银行家们依旧高高在上，劳工、普通民众乃至中产阶级依旧被盘剥被奴役……
正是在这样的观察与思考中，一群群青年渐渐走出冷战，走出了无止无休的意识形态论争。是的，无论莫斯科还是华盛顿，它们说法不同，但实质无异；它们都是科学主义、“理性精神”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产物。它们都以机器、工具为出发，自觉地束缚、被奴役于机器和工具，只不过一方在说，私有制更适合工具的发展，另一方则抗辩说还不够，还要再进一步。但，人生是这个样子的吗？所有这些人为的产物，无论机器、社会组织、政权还是家庭，都应该是人的工具，而不是相反；它们都应该让人活得更好，而不是反过来奴役人，让人成为机器的一部分，让人受压迫于权力和货币……
也是在对工具理性的反思、“生活即目的”的思考中，科恩-本迪渐渐成为一名安那琪分子了。他以愤怒、叛逆的形象，肆无忌惮地抨击着现实中的一切，伦理、家庭、政权、宗教、资本主义与苏俄集权主义……他反抗一切。他刺眼的红棕色头发，他“红色达尼”的绰号，他的才华、风格、个人特质与澎湃激情，后来也无处不在地贯穿了1968年5月的法国。几乎可以断言，如果没有达尼埃尔-科恩-本迪，席卷法国的“红五月”就不会如此动人，如此让后人反复评说。
然而，如果这一天米索夫采取了克制态度，那么，农泰尔星火会不会成为“红五月”的先声？这个年仅22岁、后来被称为“红色达尼”的愤怒青年，有没有可能成为一度堪与戴高乐较量的法兰西中心人物呢？这一切都是永恒的历史之谜。无论如何，这一天米索夫的反应，粗暴、过分乃至夹杂了大腹便便的恶俗官僚气息。
米索夫回答：“如果你有这个方面的问题，那么，建议你一头扎进这个游泳池，用冷水来败败火。”
在百余名青年的哗然声中，科恩-本迪大声地喊道：“听，我们得到了一个完完全全的法西斯式的回答！”而另一名在场的学生后来回忆说，科恩-本迪的这个记忆有误；他当时说的是反话：“希特勒万岁！米索夫先生，你真了不起啊！”（洛朗-若弗兰，《法国1968年5月风暴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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