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折点
很多年以后，希拉里还在自传中清晰的回忆起1968年对她的影响，“1968年应该成为这个国家的分水岭，也是我个人发展和政治发展的分水岭。国内与国际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新年攻势、约翰逊退出总统竞选、金博士遭人暗杀、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遇刺以及越战的持续升温。”
“新年攻势”是1月下旬由越共发动的，这次行动中，越南南部数百个城市遭袭击，甚至一度连美国驻西贡大使馆也岌岌可危。而就在此前，约翰逊总统还信誓旦旦地说越共马上就会垮台，美国军队一直在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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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年4月，美国在越南投入的兵力已经超过50万，与此同时，阵亡人士也超过了2万人。
征兵的通知单虽然不会出现在韦尔斯利这样的女子学院，但希拉里却就越来越接近反战的立场，这与她的父亲并不一样。积极参与各种有关战争的讨论，甚至还在年初帮助持反战立场的民主党总统初选人麦卡锡拉选票。
“新年攻势”的浪潮还没有完全平息，1968年4月4日，马丁•路德•金博士被刺杀了。
早在1962年，还在希拉里上高中的时候，她就亲耳聆听过金博士的一次演讲。通过那场名为“通过革命保持清醒”的演讲，希拉里才第一次了解到黑人斗争是怎么回事。金博士那“旧秩序渐渐远去，新秩序正在诞生，大家都该接受它，学习像兄弟一样相亲相爱，否则大家一起毁灭”的话，深深打动了这个生于保守的右翼白人中产家庭女孩的心。
听到金博士被刺的消息，希拉里悲愤异常。她的室友回忆说，希拉里回到宿舍，就将书包狠狠地砸在墙上，说着“我受不了了”，然后失声痛哭。第二天，希拉里冲出校园，走向街头。她到波士顿邮政广场前参加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回来的时候，她在手臂上缠上黑纱以示悼念。
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仅仅两个月之后，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又被刺杀了。这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被看作是引领美国走出困境的希望之星。之前，是他的哥哥，约翰•肯尼迪总统激发了人们重拾“平等、民主、公正”的美国梦，但这位伟大总统早在1963年就被刺杀了，而今轮到了他的弟弟。
即便是那些最保守的学生，在1968年的春天也变得狂躁起来。从芝加哥到波士顿，从马里兰到俄亥俄，美国的大学一片沸腾。
向左，向左
在哥伦比亚大学，学生们组织起来占领了学校的几栋大楼，领导者是“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人。它当时是全美最大的学生组织。
事情的起因是哥伦比亚大学要建造一座体育馆，占据了哈莱姆地区的一部分土地，而这个区又主要是以黑人居民为主。另外，哥伦比亚大学与防务分析研究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个机构服务于五角大楼，学生们要求哥大必须断绝与这个机构的联系。
就这样，“种族”、“民权”、“反战”，“学潮”种种因素终于扭结在了一起，混合爆炸了。占领行动从4月23日开始，不到4天，就有5栋大楼被学生们占领，学生们在“占领区”过起了公社般的生活。
到了第8天，校方终于失去了耐心，他们找来了警察。通过电视转播，更多的学生看到了警察暴力夺回大楼的一幕：被拖进囚车的学生流着血，手指却做出代表胜利的“V”字，这一次，有200多人受伤，700多人被捕。
于是，更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兴起。根据事后的统计，全美有70%的大型高校卷入其中，仅1968年上半年，大小示威就超过了2000次。学生们变得更加激进。“革命”这个词被越来越频繁的提起。
就是这个夏天，希拉里去参加了民主党在芝加哥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近年来发生的种种事情，让她离右翼保守的共和党主张越来越远。她开始脱离父亲的影响，慢慢地成为一名主张自由民权的民主党支持者。
正是在这次代表大会的集会上，希拉里和朋友一起遭遇了大批的示威者。“我们可以闻到催泪瓦斯的气味，接着大批警察逼近，有个人在我们后面的人群中高声咒骂，并往前扔石块，差点就砸到我们。”
看到群情激愤的人群，希拉里开始思考美国到底会不会发生革命。这是她在这之后的一个夏天里和朋友辩论的主要话题，得出的结论是美国不会上演革命。“即使上演，我们也不会参加。”这个从小就相信党派政治的人此时虽然对政治已经不抱幻想，但相信“政治仍然是民主国家进行和平、渐进式改革的惟一手段。与那些一百万投掷石块的示威者相比，主张不合作主义和非暴力反抗的马丁•路德•金博士和圣雄甘地带来的是更真实的变化。”
但希拉里不知道的是，她所遭遇的这次示威活动，正是“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操纵的。在哥伦比亚大学运动之后，这个组织愈发激进。
6月，他们在密歇根州的东兰辛召开年会，会场上挂在墙上的是列宁和毛泽东像，会场上到处是“红宝书”，胡志明、格瓦拉、卡斯特罗都成为了英雄。采访的记者发回报道说，“在整个大会中，‘革命’是讨论中居支配地位的话题。”
在这狂热的夏天，经历了“文化反叛”、“政治行动”之后，青年人开始考虑动用“革命”的武器。
风消云散
也是在这个夏天，戴安娜•奥顿成为“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全职积极分子。生于1942年的戴安娜比希拉里和琳达都要大上几岁，甚至算不得是“婴儿潮”一代。但这并不妨碍她被60年代的大风潮卷入进来。
戴安娜也出身富裕，她的父亲是伊利诺斯州有名的农场主，还是州立法会议员。1959年，戴安娜进入了“七姐妹”女子学院之一的布林莫尔。就在刚进大学的第一年，她还是家族传统的维护者，积极地捍卫着她父亲对亚拉巴马州租佃农场的所有权。
1961年，她在大学三年级时，到德国慕尼黑大学学习了一年。在她给家里写的信中，第一次提到了美国社会存在的问题、妇女地位以及社会主义。回到美国后，她在费城参加了一个辅导下层黑人居住区儿童的计划。此时的戴安娜不再对大学中的交集舞会感兴趣，而是迷上了摇滚乐。
毕业后，戴安娜跟随一个项目组去了危地马拉一个偏远的印第安市镇，住在肮脏的房间中，与一群孩子和老人一起工作。那成为对她影响最大的一段经历。她越了解危地马拉的贫穷，就越反思美国的富裕，并为自己的出身感到羞耻。
1966年，她回到美国，进入密歇根大学读硕士学位。一年后毕业进入一家儿童社区学校。在此期间，她参加了“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但直到1968年，学校因资金问题而关闭后，她才成为真正全职的积极分子。戴安娜创建了一个妇女解放小组，很快这个小组就从所有的激进派别中脱颖而出。
此时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已经被“革命”化情绪所控制，暴力化倾向越发严重。在当年秋季开学后，校园纵火、爆炸事件层出不穷，大多数与这个组织有关。伯克利、俄勒冈、得克萨斯、华盛顿……处处可见激进的学生围绕着燃烧的建筑载歌载舞。一些地下报纸甚至开始教人们制作小型炸弹。
但过多的暴力行为也埋下了隐患。一些温和的学生开始对此作法不满，他们主张反抗和斗争，但却不希望使用暴力。
1969年6月，也就是暴力活动最兴盛的时候，“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分裂了。最为激进的成员留下来，成立了“气象员”派。这个名字依然来自鲍勃•迪伦的歌曲——不用气象员也知道风向何处吹。戴安娜成为了其中一员。
“气象员”们开始在各地袭击警察，制造爆炸。但越是这样，跟随他们的人越少。但戴安娜却始终坚定不移。1969年10月，戴安娜在一次集会中被捕，她的父亲付出了5000美元将她保释出来。
1970年3月6日，在纽约格林威治村一栋四层楼的地下室，戴安娜和另外几个“气象员”用买来的两箱炸药制作炸弹。此时爆炸发生了，无人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4天之后，警察才在瓦砾堆中发现了戴安娜的尸体，她已经被炸得支离破碎。
正如所有的事情都有个终点。戴安娜的死，意味着“气象员”组织大规模暴力活动的尾声。不仅仅如此，60年代风起云涌的浪潮也开始悄悄消退。
尼克松当选总统已经好几个月了，白宫的头头们正商量着如何从越南撤军。而国内经济也不如以前那么景气，那些曾经衣食无忧的年轻人们，开始认真考虑就业、结婚、生子这些人生中最基本的问题，在激情澎湃了将近十年之后，他们各自散落入茫茫人海。
大风潮就这样无声无息的退去。而在风潮中遭遇迷惘、激情、愤怒的一代年轻人，命运却各自不同，琳达•菲茨帕特里克死于吸毒和滥交，戴安娜•奥顿死于炸弹爆炸，只有希拉里•罗德姆，从韦尔斯利毕业后，进入哈佛大学法学院。
在那里，她遇到了自己的丈夫，后来的美国总统克林顿。提及1968年，她说，“那是我一生中一个重大的转折点，深深地影响了我思考问题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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