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不是我选择马拉维，而是马拉维选择了我”
麦姐以编剧和制片人的身份拍了一部名为《我们存在，我才存在》(IAmBecauseWeAre)的纪录片，聚焦于撒哈拉大沙漠中的小国马拉维，那里的人民饱受艾滋病病毒之苦，孤儿遍地，成了一个真正“没有大人”的国度。通过这部影片，麦当娜不但希望全世界都能对这个地方给予必要的关注，从个人角度出发，她还想借此片阐释自己对这个“非洲孤儿国”特别着迷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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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头处，麦当娜娓娓道来：“人们问我为什么选择马拉维，我告诉他们，并不是我选择了这里，而是这里选择了我。我曾接到一个名叫维多利亚?基兰的女子打来的电话，她生长于马拉维。她告诉我，因为艾滋病肆虐，这里有逾百万儿童失去了父母，孤儿院远远不够用。孤儿随处可见，他们流浪街头，露宿桥底，遭绑架、拐卖，甚至强奸，这些都司空见惯。她说这里急需救援，语气听起来疲惫而伤感。于是，我决定着手了解情况，结果，我在马拉维的发现比我预期中的多得多。这些发现既有关我自己，也有关人性。”
麦当娜还收养了一个马拉维孩子，取名为大卫，她对他视如己出，带着他和两个亲生子女在伦敦生活。其实，正是她的大女儿Lourdes的降生，促成了她后来一系列的马拉维行动。“一旦有了自己的孩子，你就会意识到自己真的应该对别人尽点责任。”她解释说，“当你的一举一动都成为孩子模仿的榜样，这时，你一定会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信仰和价值观，而看到别的孩子受苦，更让你感到痛苦万分。”
大卫是个名副其实的幸运儿，比抽中了一张奖金惊人的彩票还要好运，一下子从非洲最贫困的土地上跳进了这个在伦敦郊区定居的富有家庭，体验着最不可思议的人生。在麦当娜的纪录片中，小小年纪的大卫拥有异常成熟的表情，眼神中仿佛有道不尽的千言万语。难怪麦当娜在那么多孤儿中一眼就看中了大卫。不过，麦当娜这次收养行为曾引发不小的争议，因为她造访了一个专门收留感染艾滋病毒的孩子的孤儿院，结果却带着一个没有得艾滋病而且并不是孤儿的孩子离开。大家对麦姐“作秀”的质疑声越来越响。这时，大卫的生父开口了，他说大卫之所以能被麦当娜收养，是当地政府促成的，“他们说，这对我们国家是一件好事。他们说，他长大后会回来，运用他所受到的良好教育来帮助我们大家。”
电影：“《下流与智慧》是我的电影学院”
随着一张专辑和一部纪录片相继问世，即将在今年8月迎来50周岁生日的麦当娜显然已经先迎来了事业的巅峰。不过，野心勃勃的麦姐并不甘心，她还“夫唱妇随”，效仿丈夫盖?里奇当上了导演。她的剧情片处女作《下流与智慧》于今年2月在柏林电影节上首度露面，放映后好评恶评参半。最遭人诟病的是，这部电影的新闻通稿里，居然连麦当娜自称的两大“电影偶像”戈达尔和帕索里尼的名字都拼错了。不过英国《泰晤士报》影评人詹姆士?克里斯托弗倒是给予她极高的评价：“她在电影中表现出来的艺术野心远远超过了她丈夫盖?里奇。片中，她出人意料地准确把握了众多角色彼此之间的互动和影响，即便只是灵光一现，也足以令人快慰。也许，用‘有罗伯特?奥特曼遗风’来形容她略有谄媚之嫌，不过，《下流与智慧》起码可以证明，麦当娜的确具有当导演的潜质。”
“从我开始学跳舞时起，电影就是我最重要的灵感来源之一，我还跟几位电影人结过婚，我想，拍电影可能一直是我潜藏的愿望，只是一直不敢对外宣布。”麦当娜说，“不过，有一天我突然觉得，OK，没必要再这么空想，应该着手去做才对。不过，我不想拍那种好莱坞式的商业片，我想拍一部百分百原创的电影，所以我干脆自己写剧本。”
说到这里，初掌导筒的麦姐补充说，她在尝试中学会了拍电影，“《下流与智慧》就是我的电影学院！”
《下流与智慧》由纽约吉普赛朋克乐队Gogol Bordello中的乌克兰主唱Eugene Hütz饰演，这个瘦高个儿留着精心打理过的小胡子，唱起歌来时不时让人想起The Clash的主唱Joe Strummer或者去年的大热喜剧片男主角“波拉特”。“我觉得我这部电影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戈达尔的影响。”麦当娜说，“他一直是我最崇拜的导演之一，给了我很多灵感。除他之外，还有很多电影人曾给予我无穷的艺术灵感，不过他们都是欧洲人，而且已经不在世了。我曾在密歇根大学念过一年书，很幸运，那时学校里开了一门外国电影艺术欣赏课，在课堂上，我发现了欧洲电影的无穷魅力，感觉自己仿佛一下子进入了天堂。就是在那里，我‘发现’了费里尼、威斯康蒂、帕索里尼、以及布努埃尔。”
起底“麦当娜神话”：流行文化的拼贴艺术家
诚然，麦当娜是流行歌手，是词曲作者，是导演，是演员，还是音乐录影带艺术家——美国“文学良心”巨匠诺曼-梅勒生前甚至说过：“她不仅拍出了最好看的MV，还通过这些MV传达出了她的个性。她是第一流的音乐录影带艺术家，而且，可以说，MV可能是近代美国流行文化中唯一的新艺术形式。”可以上这些，都不是麦当娜最伟大的才华。究竟是什么造就了我们如今所看到的“麦当娜神话”？
回首麦当娜的明星生涯，归根结底，我们对于这位“大姐大”的最深记忆肯定不是她的某首名曲，不是她拍的某部电影或者某支MV，更不是她糟糕的演技——不是任何独立存在的作品。她的魅力和地位来自一张由无数灿烂的碎片所组成的拼贴画，是一幅全景图，任何背景和细节都少不得。麦当娜之于流行文化，就像美国拼贴艺术家Joseph Cornell之于当代艺术。我们大可以将她的成功模式比作将一系列相关或者不相关的火柴盒组合成绝妙的造型。我们可以将麦当娜比作在街头玩耍的顽童，但她总穿得金光闪闪；我们可以认为她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玛丽莲?梦露，但她不爱钻石更爱丝绸；我们可以永远记得80年代唱着《像个处女》时的她那纯情模样，也可以爱她穿着露骨的紧身衣在舞台上折腾；我们可以将她比作意大利的诗人圣法兰西斯，在偶像的外衣之下，她常常为生命易逝而感伤；再大胆一些，我们甚至还可以将她比作耶稣，她其实就曾这样自比，在演唱会的舞台上背负起巨大的十字架......不过，你何时见过耶稣走下十字架为我们歌唱？
她在我们的脑海中留下的是一幅幅绮丽的画面，被这样的那样的手稿和传记以严肃或八卦的文字或图片形式反复道来，口口相传——这才是她最伟大的才华所在。
这么些年来，麦当娜向我们讲述的那些故事，似乎远远超出了她的年龄，她的经历和体验，超出了普通人所能触及甚至所能理解的范畴，所以，她在我们心中留下就只是这些看似没有关联的画面，一幅接一幅，层层叠叠，如一个个独立的灵魂飞舞着、盘旋着，绕着命运巨轮旋转，包裹着真实的她。这些光彩照人的表象，太美丽，太神秘，太虚幻，太似面具。
所以你只有相信，也许最初步入我们视线的那个麦当娜才是真实的她——那个脸蛋圆圆、戴着蕾丝手套的性感女孩。不过，只要再仔细想想，你会发现，就像她从梦露和贝隆夫人身上找到灵感一样，其实就连最初步入流行乐坛的那个“物质女孩”都能找得到原型——那是70年代末朋克风潮盛行时我们常常能在美国几个大都市的夜店里见到的那种有点“文青”又有点“骨肉皮”派对女孩。顺便说个八卦，麦当娜确实有过一段又“文青”又“骨肉皮”的阶段，80年代初，她曾是大名鼎鼎的美国抽象派画家让-米歇尔-巴斯奎特的女友。
所以你只有推测，也许在麦当娜成为麦当娜之前，她才是真正的她——那个早早失去了母亲，缠着父亲送自己去学舞蹈却又迅速退学，一头乱糟糟的长发能盖住屁股的女孩。不过，这些细节在今天看来显得是那么遥远而不可靠，似乎早已经被时间消解。
所以，麦当娜是你所能想象到的最高级、最复杂的俄罗斯套娃，一层又一层，你永远也见不到最里边那个赤裸的她。也许，麦当娜自己最明白这一点，所以，她选择通过犹太人的卡巴拉教寻找生命中更深层次的意义，她试图拯救她有能力拯救的一切，她试图寻找真正永恒的东西，那些等她到了60岁和70岁都不会变的东西。对于像她这样的明星，因为不断地自我颠覆，因为不断地制造那些“面具”，生命的确多了更多可能性——也许真正的明星，总是在一次次死亡又一次次获得新生中炼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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