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敏的父母曾是对面那家已经倒闭的尚亿鞋业有限公司的员工。
尚亿鞋业有限公司大门口墙上的公司名牌已被铲去。
《南方周末》记者 雷剑峤 文／图
有一天，工厂没活干，罗章林和罗敏就呆在工厂门口和看门人闲聊。他们有时坐在花圃的围台上，有时干脆就蹲在上面。他们使用共同的方言谈论日常生活和工作，谈论金钱的支出和收入。
这时候，一个过路人来问路。那个地方他们都很熟悉。“最高的那两栋楼就是尚亿，”穿着白色T恤的罗章林站起来走到路上，指着南边说，“可是你去那里做什么，没有人在那里。”
尚亿鞋业有限公司曾经是佛山市南海区平洲夏南二村最大的一家工厂。半年前，这家台资工厂倒闭，老板也不知去向。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在上个月披露，它拖欠1700多名员工的工资共480多万元。同时被披露有重大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行为的还有广东省的其余19家企业。
媒体在报道这一消息时，将像尚亿那样的工厂称为“血汗工厂”，因为人们认为它们依靠牺牲员工的血汗来牟取利益。在中国，这些工厂的员工大部分是来自农村地区的农民工。这在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发布的公告中得到了证实：20家企业中有11家是制造业工厂，众所周知，类似工厂的劳工主要来源于内地省区的农村。
“我心里就想快点上班”
罗章林、看门人和罗敏的父母都在尚亿工作过或长或短的时间，他们都来自农村。实际上，尚亿曾经拥有的近2000名员工大多是农民工。他们的数量如此之多，以至夏南二村变成一个主要由外来人口构成的村庄。
“这里80％的人是来打工的，”罗敏说，“里面又有80％是说四川话的。”四川是中国农民外出打工最多的省区。据统计，中国进城的农民工总人数为1.5亿左右。
外出打工的农民工通常会在回到家乡探亲的时候，向亲戚朋友形容外面的世界，并且鼓动他们追随自己的脚步。由于中国城乡在发展上的巨大差异，这种鼓动一般会非常有效。因此，当后来者决定离开家乡时，他们往往选择亲戚朋友对自己描绘过的那些地方。
罗章林就是由亲戚介绍进尚亿的。罗章林今年20岁，他初中没毕业就放弃了学业。不过睡在员工宿舍的第一个晚上，他感觉好极了，因为在白天看见的高大的车间和宽旷的厂区使他对未来产生了美好的幻想。他说：“我心里就想快点上班。”
一年多以后，他在工厂里认识了罗敏。交谈起来，他发现罗敏和他同样来自四川省自贡地区的一所中学，罗敏比他低一个年级。罗敏也只在学校里读到初中二年级。他成绩很差，所以母亲建议他别读书了，跟他们一起到广东打工。
罗敏的父母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农民工。在生下儿子几个月后，夫妻俩就把儿子托付给父母，一起告别家乡来到广东。他们在尚亿工作了十几年，又在别的工厂工作了几年，现在他们用打工的积蓄在夏南二村菜市场旁边开了个小饮食店。确切地说，那是个很小的档口，只能给客人们炒几个最简单的菜，连啤酒都得到别处买。不过，“总是自己的生意”，他们的儿子说。
“他们来，我们当然高兴了”
与罗敏相遇那时候，罗章林正对尚亿鞋厂越来越失望。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的工资没有一个月不被工厂拖着欠着的；每天的饭菜都很糟糕，猪肉连毛都没拔干净；老是加班，加班。“听说别的工厂都没这样的，”他说，“越听别人说，越觉得这工厂不行了。”
除了拖欠工资等，超时工作也是工厂损害员工利益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在尚亿，工人们每天从早上8点工作到中午12点，下午的工作从1点半到5点半，加班是从晚上6点半到午夜，也就是说，一天的工作时间至少在12个小时以上，远远超过了法律规定。原本“周六不加班，周日要公休”的规定也常常形同虚设。
超时工作让工人陷入极度疲劳。罗敏说：“第二天根本起不来。”这也是导致工伤事故频繁发生的重要原因。
能令罗章林快活起来的时候只有每年“人权检查”来的那几天了。每到“人权检查”到工厂来之前的那个晚上，工厂的管理人员就忙碌起来。不管晚上加班到多晚，他们都把工人们留下来，叫工人们站成一排，跟着他们学如何应对“人权检查”的询问。他们站在工人面前，大声说，跟着我念，念不熟、背不出来的不许回去睡觉。
临时抱佛脚是一件使人头疼的事，不过与第二天发工资时的快乐比起来，这点小苦恼就不算什么了。“人权检查”人员守在工资发放现场，监督了整个过程，还不时地问工人拿到了多少工资。罗章林记得很清楚，那一次工资发得特别多。“普遍涨了400块。”他说。
这种“人权检查”是工厂的客户依照国际惯例聘请第三方机构或者自己组织的、检查供应商是否有违反劳动法与侵害工人行为的小组，这种检查与各级劳动执法部门定期不定期组织的执法检查一起构成了对各类工厂的监督网络。长期关注中国农民工生存状态的刘开明博士每年都接受几十起类似的工作。
刘开明承认，“人权检查”需要由有专业知识的人员组成才能有效地行使监督职能，“因为他们会弄虚作假来骗你”。如果“人权检查”获得了确凿的证据，就会提出详细的整改方案，要求聘请他们的客户对供应商进行跟踪观察。“会有所改善。”刘开明说。
虽然在工厂管理人员的监视下，没有人敢私自向“人权检查”说出真话，可工人们仍然在内心对它报以热烈的欢迎。“他们来我们当然高兴了，菜里的油都放得多一点。他们来守着发钱，我们就更高兴了。”
好工厂的标准
现在，罗章林和罗敏都转到了一家叫利贺的小加工厂上班。这家工厂只有将近100人。他负责“高周波”工序，即把边饰压到鞋面上去。在没有货要加工的时候，他时不时可以享受到空闲。当然，货一来，还是要加班的，而且晚上的加班费只有每小时1.5元，比平常的每小时2元还要少。
罗章林没有抱怨，工厂没有拖欠他的工资，他觉得挺满足。利贺还会在加班到晚上10点半以后提供炒粉、炒饭等夜宵，这已经超出了他的预期。在他的心目中，好工厂的标准是：每个月工资800元至1000元，按时发放，不用赶货时可以公休。
罗敏的标准多了两条：生活条件好一点，干部和老板对工人体贴一点。
还在上学的时候，罗敏从家乡来看父母，尚亿良好的住宿条件就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两栋七层高的住宿楼，不到10个人合住一间宿舍。
在广东打工十几年的父母之所以要儿子也来广东，是因为他们觉得打工的生活虽然艰苦，但总比守在家乡种田要好。况且与十几年前相比，他们觉得现在打工比当年又好了很多。
进入利贺以后，他没有在工厂的宿舍住，而是自己租了一间房。虽然住在一栋楼梯不建扶手、墙壁不抹灰浆、砖头也露在外面的简易楼房里，但罗敏仍然认为，每个月为它付出100元是值得的。
罗敏和所有年轻人一样在房间的墙壁上贴满了港台流行歌星的画像。不过他不好意思地承认，这里面有一些人他并不认得，也从来没听过他们的歌曲。他喜欢刘德华，因此他舍得花128元在易初莲花超市买了一张正版的刘德华演唱会DVD，相对于他的收入，这可是一个令人吃惊的价钱。
利贺也符合他的第二条标准。这是因为他的姨夫在里面担任经理，老板不在的时候，他的姨夫就是最高领导。这个30岁的男人用10年的时间从一个农民工变成一个工厂的管理者，罗敏把他视为榜样。他把罗敏招入工厂，也破格地让外甥去联系业务。这是一个引人羡慕的职位，一般不会让既没有经验也没有学历的人担任。这就是亲戚担任干部的好处。
但罗敏并不认为利贺是模范企业。它也出过工伤事故。一个工人操作过塑机被烧伤了，在医院住了一周。
在中国，如何让农民工也能享受到社会保障是一个使人挠头皮的难题。在很多时候，农民工不知道自己交纳的那些钱的具体名目与用途。在尚亿工作时每个工人每个月要交71元，但当有人告诉你那是养老保险时，立刻会有另一个人反驳说，那是失业保险。
由于养老保险关系无法在城乡之间自由转移、农民负担不起养老保险金额等原因，农民工在离开一家工厂时往往选择取消社会养老保险账户，换取一笔现金。去年，深圳
有25万名农民工退出社会养老保险。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称，中国农民工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总体参保率约为15％。
不过这并不代表他们不知道怎样最大程度地趋利避害。他们退出社会养老保险，那一定是他们经过权衡后作出的决定，他们面对“人权检查”保持沉默，那一定是因为这样做符合他们眼下的利益，而不是因为他们不懂得这样做的好处。
因此，他们同样没办法确定无疑地告诉你：尚亿就是一家“血汗工厂”。“嗯，怎么说呢，”罗敏感到了为难，“很难说它是‘血汗工厂’。”
很多工人在抱怨的同时也对老板的行为表示理解。“开工厂就是要赚钱的，”一个在利贺人事部工作的姓王的女孩不好意思地问，“我是不是太为他们着想了？”
出现这种令人意外的回答，或许是因为工人们觉得大部分的工厂其实都差不多，在他们的逻辑里，既然利贺不是模范工厂，那么也不能肯定地说尚亿就是“血汗工厂”。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工厂不倒闭，工人自然会倾向于选择生活条件比较好、规模比较大的工厂。在夏南二村，尚亿就曾是这样的工厂。
一些在尚亿工作过的工人回忆起尚亿生意兴隆给夏南二村带来的好处。有人说当时因为大量工人加班，菜市场半夜还有人做生意，现在10点就收市了。也有人说以前月租130元的房子，现在100元也租不出去。
罗章林对尚亿也没有怀有太大的恨意。事后回想，真正让他难以忍受的只是拖欠工资，“不然大家也还愿意给它做”。他认为尚亿的台湾老板是好人，就是那两个经理太坏了。另外，工人在那里住得真的不错。
全面保障权利，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罗敏和罗章林逐渐对夏南二村厌倦了。他们在这里结识的女朋友依然是会说四川话的同乡，像本地人不喜欢他们一样，他们也不喜欢本地人。
城市里的娱乐设施并非为他们而设。就算工休时到南海、佛山去玩，他们选择的也大多是不需要门票的虫雷岗公园。
他们仍然无法听懂本地的语言，电视台播放的粤语节目他们也从来不看。这几天，村里的广场上搭起了戏台，东莞银升粤剧团连演三晚，习惯观看川剧的农民工们毫无兴趣。当然，这个戏台也不是为他们搭的。
那位姓王的女孩下班后骑着单车回家，路过广场时台上正在热闹地唱着，她停下来看了一会儿，一个“治保队”队员过来叫她走开。“治保队”是由当地村组组织并支付工资、由本地人组成、负责当地治安的民兵性质的队伍。
同伴对女孩说，“治保队”队员也许是想告诉她到戏台另一边去以保证安全。她激烈地表示这种解释很荒唐。“该管的他从来不管。”她大声说。
很明显，上面这一幕不仅形象地说明了外来者与本地人之间的隔阂，还部分体现了专家所说的“文化权利的缺失”。
要改变这种局面，专家认为要动员社会力量，政府要监督执行相关法律，致力于工人教育。“不是说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回归到宪法，什么都可以做。”他说。
客观地说，政府近些年也采取了不少措施，以努力改善农民工的待遇，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这个月在省内开展维护农民工劳动保障权益普法宣传活动，要求“与劳动保障监察执法活动相结合，把维护农民工工资权益作为这次普法宣传活动的重点”。
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宣传负责人评价说，公告重大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20家企业，是“手段的变更”，是“从行政规定到社会监督”的变更。
据媒体报道，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孙庆奇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当前，广东绝大多数用人单位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情况是好的，劳动关系的主流是和谐的。但是，有极少数用人单位蔑视劳动保障法律法规，肆意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所以广东省采用“公示”的方法加大对其的打击力度。按照公示制度，今后广东省劳动部门将对拖欠工资、严重超时加班、逃避参加社会保险等违法行为的企事业单位进行公开。公开的方式包括相关网站、职业介绍机构、社区劳动保障服务机构和媒体。
除了在省一级进行公布外，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还将要求下属各地市和县级劳动部门，一定要认真贯彻落实规定，不能打折扣，不能讲人情，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行为，必须严厉查处，一查到底。对那些情节严重、社会影响恶劣的违法单位和屡教不改的用人单位，该向社会公布的绝不能姑息，一定要予以曝光。
正是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监管和督促之下，很多工厂也开始意识到改变的必要。从去年开始，尤其是今年欧美对中国纺织品设限之后，刘开明变得异常忙碌，许多本来表现消极的企业，现在都恳切地邀请他前去作社会责任和SA8000(社会责任认证标准)的培训。“这些邀请来自全国各地。”刘开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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