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汉魏时期——中日关系萌芽
中国最早称日本为“倭”，战国时代的古地理书《山海经·海内北经》说：“盖国在矩燕南、倭北、倭属燕。”(注44)说明那时中国人还只知道日本的地理方位。到东汉班固写的《汉书·地理志》中，才明白地记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乐浪是前汉武帝灭卫氏朝鲜后在朝鲜半岛北部设立的四郡之一，乐浪海应指黄海及东海一带。分为百余国的“国”，应该是部落或部落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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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范哗《后汉书·东夷传》，后汉光武帝建武中元2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这是《汉书》以后中日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最早记录。1784年，日本九州北部博多湾口的志贺岛发现了铸有“汉委奴国王”的金印一方，证明我国文献的真实性。日本史学界认为“倭奴国”是“倭人权国”之意。半个世纪后，后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后汉书·东夷传》)，说明倭国已用生口(奴隶)作为国际贸易的交换品。
后汉末年，中国北方人民起义不断，形成三国鼎立之势。辽东太守公孙度割据称侯，拥有旧燕之地和乐浪郡，乐浪成为东北亚诸族交通中心。建安9年(204年)度子公孙康立，割乐浪南部设带方郡，统辖中日朝各族交往事宜。康子公孙渊自称燕王(237年)，阻断各族与中原交往，并联南方吴国。景初2年(238年)司马懿奉魏明帝之命灭公孙渊父子，乐浪、带方二郡遂成为中日等国外交往来的枢纽。就在此时，日本出现称为邪马台的女王国，同中国形成了密切的关系。到女王卑弥呼统治时，邪马台国与中国往采有以下几次。
第一次：魏景初3年(239)卑弥呼迫使到带方郡，要求“朝献”。经带方郡太守刘夏派吏将护送进京(洛阳)，献男生口4人、女生口6人、斑布2匹2丈。魏明帝授与卑弥呼女王“亲魏倭王”印，封使节以官职，还赐与黄金、五尺刀、铜镜、真珠、铅丹(红色颜料)及纺织品多种。魏明帝沼书、印绥及礼物于正始元年(240)由带方郡使者送到日本。这是中国使者第一次赴日。
第二次：正始4年(243)卑弥呼派使节8人到洛阳，献上生口、倭锦、绎青嫌、绵衣、帛布、丹木柑、短弓矢等。魏帝齐王芳沼赐黄幢1顶，正始8年(247)由带方郡太守王顾送到日本。这是中国使者第二次赴日。
第三次：正始8年(247)卑弥呼派使节载斯乌越到带方郡，诉说狗奴国男王卑弥弓与邪马台国相攻情况。带方郡太守张政等带去沼书及黄幢，出面调停。这是中国使者第三次赴日。
第四次：正始9年(248)卑弥呼死后，女王壹与派率善中郎将掖邪狗等20人送张政等回国，献上男女生口30人，贡白珠5000孔、青大句珠2枚、异纹杂锦20匹。
卑弥呼女王遣使朝贡是为增强自己的实力，由此中国文化进一步传入日本。金属制品的传入使日本的冶炼术迅速提高。当时日本对中国输入的少量铜镜(三角缘神兽镜)已不能感到满足，开始自己动手制造。于是以中国镜为范板，制造出国产“倭镜”即模仿镜，这点从倭镜大量出土可以证实。据田中家统计，全日本出土的青铜镜有3000面，其中三分之二是倭镜。铁刀的流入，无疑也推动了日本铁器的生产。
二、 中国南北朝时期，大和国统一日本，中日之间形成朝贡关系。
公元3世纪末，以大和(今奈良)为中心的畿内地区，兴起了一个大国。因位于大和地区，史称大和国。大和国于4世纪末至5世纪初基本上统一了日本。
公元413年，即大和国在朝鲜战败后的第六年主动和中国建交，一直到公元502年，曾先后13次向东晋、宋、梁各朝遣使朝贡，请求册封。自泰始2年(公元266年)至东晋义熙9年(公元413年)中国史书上中断近150年的日本朝贡记载重新开始，出现了中国史书上所谓的“五倭王时代”。
倭五王时代，大和国势力强盛，经济发展，对中国各种物品的需求日益增加，想通过朝贡来满足需要。而当时朝贡是获得中国物品的一个重要途径，所以尽管中国政权更迭频繁，但只要有可能就力图保持这种朝贡关系。实际上，这不仅是进行贸易的一种方式，而且由于侵略朝鲜道到失败，日本想借中国的权威加强在朝鲜半岛的势力。这一点在第五、第十一次朝贡中尤其明显。中日通好后，中国文化不断地流入日本，为后来飞乌文化的形成带来很大影响。
三、 隋唐盛世，日本屡派“遣唐使”大举学习中国文化。
随着部民制的衰落，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加深，社会危机日益严重。日本皇室为汲取隋唐王朝统治经验和先进的科学文化，多次遣使到中国和唐朝修好。自舒明天皇2年(公元630年)至宽乎6年(公元894年)间，共任命遣唐使19次，其中成行并到达长安的有13次。
遣唐使团初期分乘2艘船前往中国，每船载120人左右，后期大抵乘4船同行。使团成员利用在唐一年左右的时间，积极学习唐代科学文化知识。遣唐使还起到了贸易使团的作用。遣唐使还有—个重要的任务，那就是送留学生和留学僧入唐学习，接他们学成回国。所以说遣唐使对日唐文化交流起了很大的作用。
遣唐留学生分为留学生和学问僧，一般从有才华的贵族子弟和僧侣中挑选。留学生进入国子监所属六学馆之一，各自学习专业；学问僧主要在长安、洛阳等地各大寺钻研佛教。在平安朗以前遣唐留学生的学习时间都较长。由于他们学习时间长，又同中国人久处，所以不仅其文化知识，且在生活习俗上都深受唐的影响，为日本社会文化的发展作出卓越的贡献。
至9世纪后半期，中国先后发生安史之乱和黄巢农民起义，唐王朝摇摇欲坠。当时日本贵族政治腐败，统治阶级对外趋向消极。宽平6年(公元894年)，新任的遣唐使营原道真(公元845年—公元903年)引用在唐学问僧中蹈的报告而上奏天皇，以“大唐凋敝”，“海路多阻”为理由，建议停派遣唐使。宇多天皇接受了这建议，两国关系遂告中断。
四、 日本与宋关系的正常化和抗元斗争
公元960年宋王朝建立，公元979年太宗统一了中国。日本东大寺僧裔然于永观元年(公元983年)乘吴越陈仁爽、陈仁满的船到中国，受到宋太宗的接见。公元988年商然派弟子嘉因来宋，向宋帝献礼物。延久4年(公元1072年)，成寻及其弟子7人搭宋商船入宋，到天台山国清寺巡拜，还受到宋神宗的接见。神宗委托成寻的弟子带给日本朝廷一封亲笔信和不少礼物，表示谋求睦邻友好的意愿。承历2年(公元1078年)日本政府遣答礼使僧仲回乘宋商孙忠的船只持复信回访，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平安末期逐渐走向正常化的日中关系，镰仓幕府继续予以推进。镰仓幕府积极与南宋贸易的主要原因是获取南宋的铜钱，因为那时日本自己不铸造铜钱，国内流通的主要货币是宋铜钱。
公元1260年忽必烈(成吉思汗之孙）成为蒙古国王。公元1267年迁都燕京(后改称大都，即北京
)。公元1271年改国号为元。公元1268年他命高丽使者持书赴日，书中表面上要求建交，实质是效令日本朝贡。京都朝廷几经研究，末予回答。公元1274年和公元1281年，忽必烈两次派兵征服日本，结果都应为台风而失败了。中日关系遂告中断。
五、 倭寇、勘和贸易和复杂的日明关系
倭寇主要由镰仓时代以来西部一些名主、庄官、地头为核心的纯海盗帮以及武装商人集团和游民等构成。他们在西部豪族的组织下，以对马、壹歧、北九州的松浦和濑户内海为据点，侵掠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沿海地方。从13世纪上半期至16世纪中期活动了300余年之久。
公元1369年(明洪武2年，正平23年)3月，倭寇与沿海海盗抢掠山东、江浙、广东，朱元璋派杨载带国书赴日交涉，要求征西将军怀良亲王镇压倭寇。怀良亲王非但不理，反拘杀明使，自此倭寇更猖獗，竟经山东南下，转掠浙江温(永嘉)、台(临海)、明(部县)诸州、及至福建沿海。时怀良亲王又暗助明左丞相胡惟庸谋反，图谋“一举干掉明主”。公元1387年(明洪武20年，元中4年），宁波卫指挥林贤借日兵助胡惟庸谋反事件被揭露，明太祖遂绝日本贸易，严海禁，遣将剿御倭寇。
足利义满统一日本后，为满足日商恢复对明贸易要求和日本上层阶级对明代商品嗜爱，同时为利用对明贸易充实幕府财政，政治上借助明帝国的声势巩固将军地位，决心恢复对明邦交。于是下令九州探题取缔倭寇，并于应永8年(公元1401年)5月以博多商人肥宫及僧人祖阿为使臣赴南京，致书惠帝，表明恢复邦交意愿。应永11年 (明永乐2年，公元1404年)，明成祖允许日本以朝贡形式同明贸易，并为防止倭寇温水摸鱼，规定“勘合之制”，也就是所谓《永乐勘合贸易条约》。
以朝贡形式进行的勘合贸易对日方非常有利。明政府对此种贸易不只减免关税，且承担“日本国王”使节及其众多随员(实际是商人)在明期间全部食宿费用，发给衣服，免费供应他们归途一个月的海上旅程用粮。部分贸易品是以足利将军向明帝贡献方物、明帝回赠“颁赐物”的方式进行交易的，一般说来，回赠品的价值大大超过贡献方物的价值。
应永15年(公元1408年)义满死，其子义持继任将军后，立即改变对明的外交贸易政策，中断日明关系。此后倭寇劫掠明沿海的活动又继猖獗。正长元年(公元1428年)义持死，新任将军义教决心恢复日明邦交，永享4年(公元1432年)任命入日明僧龙室道渊为正使，携带国书赴明。次年(公元1433年)5月龙室到北京，向宣宗献方物和国书，在北京签订《宣德贸易条约》，以代替《永乐条约》条约规定10年一贡，贡船不超过3艘，人员不超过300，刀剑不超过3000。同时以宣德勘合代替永乐勘合，此后日明贸易正常进行。
天正18年(公元1590年)丰臣秀吉统一日本。作为军事封建领主魁首的丰臣秀吉不满足于对日本人民的统治，进而想迫使朝鲜、菲律宾、中国台湾、琉球前来朝贡，梦想统治中国大陆和朝鲜。天正18年(公元1590年)冬他致书朝鲜国王，公然宣称他要“长驱直入大明国，易吾朝之风俗于400余州，施帝都政化于亿万斯年”，威逼朝鲜臣服，充当侵略中国的急先锋。丰臣秀吉的无理要求被朝鲜拒绝。文禄元年(公元1592年)3月，他派宇喜多秀家为侵略军总头目，小西行长、加藤清正为先锋，派遣近16万陆军渡海作战，于釜山登陆，同时派遣九鬼嘉隆、藤堂高虎指挥的9000名水军袭击朝鲜沿海各地，日军的侵略遭到了朝鲜人民的顽强抵抗。应朝鲜政府之请，明朝派遣的援朝军自7月起陆续抵朝，投入战斗。但第一批5000援军7月间在进攻平壤之战中因副总兵祖承训轻敌失利，先锋史儒战死，承训败回。12月底，经略宋应昌和提督李如松所部第二批4万援军入朝，旋即于1593年1月初再次发动平壤战役，向盘踞这里的小西行长部队猛烈进攻，明军经一昼夜血战，收复平壤，继而解放开城。庆长2年(公元1597年)1月，丰臣秀吉复派兵14万登陆釜山北犯。8个月后到达京城附近。但不久被明将麻贵所部击败，退到南部沿海狭小地带，负由顽抗。次年秋，丰臣秀吉病死，日军开始撤退。11月，日本水军在半岛东南房梁海面上受到中朝联合水师的截击，损失极重，逃到岸上的也道毁灭性打击，死万余人。到年底以前，日本陆军陆续撤回日本。
德川幕府成立初期，为获得贸易利润，充实财力，准备消灭丰臣遗族及异己势力的内战，以树立全国统一的专制政权，继续采取织田、丰臣时期的开放政策，鼓励海外贸易。1615年发给赴日的广东、南京商船朱印状，予以贸易自由，并托明船带信给福建总督，向明朝提出讲和恢复勘合贸易的要求，以谋结束丰臣秀吉以来对中朝两国的敌对状态。明朝因倭寇及丰臣的侵扰，对日十分警惕，且国内形势不稳，厉行海禁，拒绝幕府要求。
后来，德川幕府为了禁绝天主教和巩固幕府的统治的安全，陆续颁布了一些闭关锁国的政策，日本与国外的交往逐渐中断。
六、 明治维新及日本侵略中国的图谋
1868年4月，德川庆喜去水户“谨慎”(实为幽禁)，幕府统治倒台。公元1870年9月公布了藩政改革纲要即《藩制》，随后政府又进行了官制改革、法制改革等一系列改革，逐渐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资本主义制度，史称“明治维新”。
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日本的国力日渐强盛。而此时的清政府由于腐败和外敌的入侵，国力日渐衰弱。在日本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使下级武士陷于困境，他们不满政府，纷起叛乱。日本政府为安定内部，决定转内征为外征，把士气转向国外，他们很自然地把目光转向中国，开始推行向中国侵略扩张的政策。1871年6月，日派全权大使伊达宗城、随员柳原前光到天津，与清政府进行谈判，企图签订不平等条约，遭到拒绝后，签订了一个对等条约《中日修好条约》。在条约签订后，日本政府认为约文不妥，公开声明予以否定。第二年3月又派柳原前光来要求修改条约。特别是要取消第二条，并加入最惠国条项。结果遭到中国的拒绝。日本的计划失败了。
1871年11月30日，由琉球宫古岛民的两艘船组成的进贡船离开琉球[注19]那霸港驶向中国，中途遇暴风，漂流海上，一艘幸还，另一艘漂到台湾西南海岸高山族牡丹社的八遥湾。该船共有船员69名，其中3名淹死，66名登陆。但登陆船员中，54名被高山族杀害，12名逃出，在风山县受清政府官兵保护。1872年7月被清政府送回到那霸。
本来琉球的船民被台湾高山族人民误杀，这纯属中国与琉球之间的问题，但是日本决定乘机插手，准备借所谓属于日本的琉球人被杀而侵略台湾。日政府为防止欧美国家的干涉和清政府的抗议，在侵台前策划了一系列外交阴谋。首先是强改琉球国王为琉球藩王，叙列华族，其对外交际事务由日外务省处理；其次，以日政府同意继承琉美条约为条件，争取美国承认琉球是日本领土；第三，利用外务卿副岛种臣来华互换《中日修好条规》机会，试探清政府对台湾和朝鲜的态度。结果被清政府官员严词斥责，看讹诈不成，明治政府决定军事侵略台湾。1874年4月设立“台湾蕃地事务局”，任命大藏卿大隅重信为长官，以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台湾蕃地事务都督。5月7日西乡从道率兵3千6百人进犯台湾。5月22日日军在台湾登陆。6月1日，日军对牡丹社和高士佛社发动总攻，台湾人民以原始武器英勇抗击日军。清政府任命福州船政大臣沈藻侦，率大军渡海保卫台湾。本来，日本已渐感国力不支，但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在美、英、法三国公使的“调停”下，与日本和解，1874年10月31日达成协议，李鸿章与日本全权大使大久保利通签订中日《北京条约》。清政府屈从日本，承认“台湾‘生蕃’曾对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日本出兵是“保民义举”；规定日军撤出台湾，赔偿日本银50万两。日本侵略中国领土台湾，中国反而予以赔偿，进一步刺激了日本的侵略野心。1875年日本强迫琉球断绝与中国的一切关系，并1879年4月4日废琉球藩，改为冲绳县，完全吞并了琉球。并由此开始了日本对亚洲各国血腥侵略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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