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2003年7月21日《羊城晚报》报道：针对有政协委员在广东省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提出，对无可救治的晚期癌症患者应可以实行“安乐死”，广东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指出，立法实行“安乐死”违反《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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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的主要依据在于，我国《宪法》规定：“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的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
笔者认为，《宪法》的这一规定意在国家保障公民的私权利，并没有限制公民“安乐死”的自由。而且，对公民的私权利而言，“法不禁止即自由”，公民选择“安乐死”是他们的自由。随着社会的进步，当“优生”的生存观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同之后，同样应尊重“优死”的权利，无可救治的绝症患者应当有权利选择有尊严地死去。
生与死是每个人生命中的必然现象，人既享有生存的权利，自然也应当拥有选择安逸死亡的权利。对一个已经完全丧失自由活动能力、且已回天乏术的病危患者，他们能做的仅仅是忍受病痛的折磨，等待死亡的来临，这样的生命质量是毫无意义和价值的。在这种情况下，明知治愈无望还采取人工的方法延长其痛苦的生命历程，与其说是尊重人的生命，不如说是对人类尊严的无视。这与我们的宪法精神，与我们的法治理念是相违背的。
一个社会能够切实尊重和保障每个人“安乐死”的权利，才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当生命垂危者面对极其低劣的生存环境时，他们应当有权选择体面而有尊严地死去，赋予其选择“安乐死”以维持生命尊严的权利，才是真正的人道，也才是对生命真正的尊重。
诚然，如果立法实行“安乐死”，必然会牵涉到法律、医学、伦理、道德等领域的相关问题，难度不小，而且“安乐死”的实施还可能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但这些都不应该成为我们在“安乐死”问题上无所作为的借口，不能仅仅因为遇到一点困难就因噎废食。
笔者相信，只要法律在承认“安乐死”合法化的同时，对“安乐死”的操作程序等作出严格的规范，建立起一套完整、科学的“安乐死”实施制度，完全可以将负面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内。立法者应当在大量的调查研究和广泛、深入的理论探讨基础上，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和立法、司法经验，尽快归纳我国的安乐死实践，防止滥用，将重病患者的“安乐死”权利落到实处。(艾文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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