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颜无耻的“麦克马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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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藏条约》刚一签订，年仅34岁的柏尔就被任命为亚东春丕谷的第一任“政治专员”。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他成了春丕谷的“太上皇”，什么都由他说了算。1908年，他再次受到提拔，成为英印政府的“锡金、不丹和西藏政治专员”。
获得“高位”的柏尔，决心在“西藏问题”上实现“突破”。他将“突破口”放在了十三世达赖身上。此时，逃亡的十三世达赖正避居锡金。作为负责该地区的“政治专员”，柏尔对达赖“照顾有加”，两人最终成了“亲密的朋友”。
1913年11月，英国为了攫取西藏，主动召集中国中央政府代表、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和英国代表，在印度的西姆拉举行会议。在历时8个月的会议上，柏尔一直是英方首席代表、英印政府外交大臣麦克马洪的助手。
开会之前，在柏尔的要求下，十三世达赖派西藏地方政府的与会代表夏扎伦青，与他进行秘密会面。柏尔要求夏扎收集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在领土问题上的有关文件。此后，二人又在亚东住了三个月，密谋如何在西姆拉会议上共同对付中国中央政府。
会议开始后，此前对夏扎等人彬彬有礼的柏尔，立刻露出了狰狞的面目。他在地图上画了一条线(即所谓的“麦克马洪线”)，要求将西藏东南门隅、洛隅、察隅地区约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归印度。柏尔要求西藏方面的代表承认这条线，还引诱说，英国人将在会议中支持西藏对中央政府提出领土要求；英方提出将西藏划分为内、外藏，在内藏，中国中央政府拥有主权，而在外藏，中央政府则只拥有宗主权，这将使西藏实现实质上的“独立”。柏尔就此成为第一个提出“西藏独立”的人。
由于事关重大，夏扎等西藏地方政府代表迟疑不决，不敢在协议上签字。见状，“一向友好”的柏尔马上变了脸色，威胁说“英国可能再次兵临拉萨城下”……1914年3月24日，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在柏尔的威胁利诱下，在英国单方面提出的“麦克马洪线”协议上签了字。
阴谋策划“大西藏国”
西姆拉会议结束后，柏尔仍然与已回到西藏的十三世达赖保持着“不间断的联系”。他知道这层关系对他及英国仍十分重要。
1920年，北洋政府派人进藏，会见达赖喇嘛。达赖表示：“他亲英非出本心，因钦差逼迫过甚，不得已而为之……至于西姆拉会议草案，亦可修改。”
这番话迅速传到了英国人的耳朵里。英国政府担心达赖有变，立即派柏尔赶到拉萨。十三世达赖给了他特殊的礼遇，“首次接见，居然就邀请柏尔到自己的寓所，与自己一起坐在一张小桌子前，并且不允许外人在场。这在西藏被视为莫大的荣幸，就连西藏地方政府高官也无人享受过这一待遇。”
在之后近一年的时间里，柏尔向西藏地方政府提出了增加税收、扩编藏军至1.5万人以及最终建立“大西藏国”的建议。当时，西藏的人力财力都很有限，要扩充军队，势必向寺庙征兵；要增加税收，就要减少寺庙的收入。这自然引起了僧俗民众的反对。1921年，在拉萨传昭大会上，西藏僧人就要赶走柏尔，结果使僧人与藏军发生了冲突。随后，有人在柏尔住所门前贴“速行离藏，免遭性命”的字条。柏尔既害怕又不愿离开，只得请达赖帮他另找住所。但达赖也不敢同意，说藏民对柏尔仇恨已深，不走难以保全性命。就这样，柏尔被迫狼狈地离开了西藏。
逃出西藏后，柏尔正式离开了英印政府，开始撰写有关西藏的书籍——1920年出版《西藏：过去与现在》，1928年出版《西藏人民》，1931年出版《西藏宗教》……他推出的一系列有关西藏文化与历史的书籍，只有一条主线，即所谓的“西藏独立”。
在写书期间，柏尔仍与达赖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34年，他带着妻子重返西藏。但这一回，他未能见到十三世达赖，因为后者已于1933年去世。1945年，已经移民加拿大的柏尔写成了《达赖画像》一书，但书稿刚一完成，他自己也一命呜呼了。
尽管柏尔已死去60余年，但他留下的“藏独”流毒并未消尽。他生前也许已知道会有一批追随者，但他想不到的是，他去世几十年后，中国会变得如此强大，他的罪恶目的永远不会得逞。
专家解读西方藏独阴谋
3月14日，在拉萨发生的打砸抢烧暴力事件中，少数“藏独”分子和暴徒向手无寸铁的群众疯狂施暴的场面，令人震惊。然而，西方主流媒体却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掀起指责中国政府的浪潮。十四世达赖喇嘛借机辩称，他“绝对没有分裂西藏或是在汉藏民族间制造矛盾的图谋”。那么，为什么会发生如此令人愤慨的暴力事件？带着这一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所长周源研究员。
《环球人物》：此次发生在西藏的“3·14”打砸抢烧事件有什么特点？
周源：最突出的特点是，这是一次达赖集团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的暴力事件。这次暴力犯罪事件不单出现在拉萨，在甘肃南部、四川甘孜等藏区也相继发生，再联系到3月10日以来，中国有18个驻外使领馆相继遭到暴力冲击。同时发生这样的事，怎么可能是没有任何组织、没有任何人策划的呢？!
《环球人物》：达赖集团为何选择在此时策动暴力事件？他们想达到什么目的？
周源：在达赖集团看来，今年的形势与往年不同。首先，中国人期盼已久的北京奥运会即将举行，达赖早在去年访问欧洲时就曾多次说：“北京奥运会也许是藏族人的最后机会。”他呼吁有关国家在与中国打交道时，把“西藏问题”与北京奥运会联系起来。其次，十四世达赖今年已经73岁了，用他自己的话说，“今年是解决‘西藏问题’的关键一年”。达赖集团之所以制造“3·14”暴力事件，不过是垂死挣扎，企图以此吸引国际社会的注意，为日暮途穷的“藏独”势力打一支强心剂。
《环球人物》：有分析说，在包括“3·14”暴力事件在内的达赖集团分裂祖国的活动中，某些国际势力在其中起到了很大作用。请问这些势力究竟起了怎样的作用，它们想达到什么目的？
周源：的确如此。在达赖集团分裂祖国的活动中，我们始终可以看到某些国际势力的熟悉身影。这些历来拿“西藏问题”说事的国际势力，对支持达赖集团可谓不遗余力：一方面，几十年来，它们直接为达赖集团发动叛乱、骚乱、暴乱出谋划策，培训人员，提供军火和财力、物力支持；另一方面，它们又肆意歪曲“西藏问题”的真相，妖魔化中国，向中国政府施压，为达赖集团助威打气。这些国际势力想要达到的目的只有一个：利用所谓“西藏问题”，遏制中国的发展，直至分裂、肢解中国。
《环球人物》：外国势力对“西藏问题”的介入，经历了哪几个阶段，分别有什么样的特点？
周源：外国势力插手“西藏问题”，大体可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世纪末期至新中国成立前夕，英国通过发动侵藏战争和扶植西藏上层亲英分裂势力等方式，插手西藏事务，否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试图把西藏作为其独占的势力范围和保证英属印度安全的“战略缓冲区”。第二阶段则是从新中国成立至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一直支持达赖集团，企图把西藏作为遏制中国、“分化”中国的突破口。居心叵测，不可不察。
《环球人物》：从过去到现在，在“西藏问题”上指手画脚的外国势力主要有哪几类？
周源：大概有四类：以美国中央情报局为代表的情报机构，主要采取培训“藏独”分子，通过提供顾问与物质支持等手段，扶植“藏独”势力；以美国国会为代表的西方议会，通过形形色色的涉藏决议，向中国政府施压，为达赖集团撑腰；以“记者无国界”组织为代表的国际组织，为“藏独”活动造势，争取国际空间；以“自由西藏运动”为代表的国际“援藏”组织，主要为“藏独”集团联络国际政要，扩大影响，并负责筹钱。
《环球人物》：围绕所谓“西藏问题”的斗争未来将会如何？
周源：我认为，达赖集团和西方反华势力的“藏独”阴谋绝不能得逞。正如邓小平同志1987年10月16日在接见外国客人时所说的：“有人想把西藏从中国大家庭中分裂出去，把西藏拿出去，我看他们没有这个本事。”
在我看来，达赖集团制造的“3·14”暴力事件，影响不了包括西藏自治区在内的我国的大好形势，只能再一次暴露他们图谋“藏独”的本质。归根结底，“藏独”集团的捣乱和破坏成不了什么大气候，动摇不了我国的发展大局。
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达赖集团和西方反华势力绝不会就此善罢甘休，一有机会，他们还会兴风作浪。我们与他们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会十分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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