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屈怡 周鑫 李春光
提起城市攻坚，人们很容易第一时间想到《孙子兵法》中的一句话：“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这是孙武当年的警示，意在告诫大家城市攻坚的难度。城市攻坚，是解放军成熟较晚的一种战术，因为从古至今的城市攻坚战，对武器装备和技术手段的依赖程度远远大于其它作战样式。这对于解放战争初期缺少重装备的解放军来说，实在是难以逾越的鸿沟，这支在野战中“横扫千军如卷席”的劲旅，无数次“望城兴叹”。但一支军队真正强大的动力来源于——敢于自我否定和不断学习创新的能力，在经历“二打榆林”和“四战四平”攻坚失利的阵痛后，解放军知耻而后勇，潜心学习、不断总结，硬是在几年之内练就了攻无不克的“必杀绝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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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工作业
在登陆作战出现之前，城市攻坚一直是最残酷的作战样式。防御一方通常都构筑坚固的工事和各类迟滞对手行动的障碍、进行合理的兵力部署和完备的火力配系，由于对地形熟悉和准备时间充分，防御一方甚至会反复试验，最大限度消除各类武器的射击死角；而进攻一方则不得不在毫无掩护的情况下，一边扫清障碍，一边进行敌火下运动，步步为营，逐次推进，这是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苏军攻克柏林的作战中，有近30万红军战士倒在了胜利前夜。解放战争初期的解放军，在缺乏重型武器进行火力压制的情况下，对坚固设防的城市实施冲击，无异于以卵击石。然而，解放军的战史就是一部以劣胜优的历史，长期同优势装备之敌作战的经验，使得这支军队绝不可能在“盲目硬拼”上想办法。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既然你的火力把地面牢牢控制，那么我就只能避开开阔的地面，另辟蹊径了。
虽然让当时的解放军“动于九天之上”不太符合实际，但让工农子弟兵实现“藏于九地之下”却不是什么难事。于是大规模的“土工作业”，成为解放军攻城作战的第一件法宝。
解放军最初在攻城时实施土工作业，也是无奈之举。1947年11月2日，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开始对榆林第二次围攻，尽管彭大将军认真汲取了一战榆林的教训，但无奈经过调整的榆林工事更加坚固，西北野战军微弱的压制火力和传统的强攻手段，部队遭受重大伤亡。战至次日凌晨，各攻城部队都未突破城垣。如何避开敌军火力靠近榆林城墙实施爆破成为攻城的关键，西北野战军被迫放弃冲击进行耗时费力的土工作业，各攻击部队开始向城墙方向挖掘坑道，至11月8日上午，挖成了城东南角魁星楼附近长达60米及120米的坑道各一条，于当晚23时发动第二次攻城，在坑道的掩护下，成功靠近城墙实施了爆破，尽管西北野战军最终未能攻破榆林，但总算摆脱了“攻城乏术”的困境。
在西北野战军在榆林城外遇挫的同时，晋察冀野战军于1947年11月6日开始组织石门战役，由于石门是国民党军重点设防的大城市，从市郊到市中心，以宽8米、深6米的外市沟和宽、深均5米的内市沟及市区主要建筑物为骨干，设置了3道防御阵地，共有大小碉堡6000多个。攻击这样的城市在解放军的历史上尚属首次，攻城部队在朱德总司令的指挥下，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工作业，在突破外市沟防线后，11月9日晚，晋察冀野战军和4000余民工配合，一夜之间，就挖出了深1.7米、宽1.2米、长4000多米的蛇形交通壕。工兵营甚至用抛砖测距的方法，把交通壕一点点挖到了距内市沟十几米处。以至于当时驻守在这一带的敌32师某团团长被俘后说，“天亮后，一看到那弯弯曲曲直通市沟的交通壕，我就知道石门已经完了。”战斗中，解放军仅用6分钟就突破内市沟防线，成功打开了解放石门的通路。
1948年10月，东北野战军发起锦州战役。经过四平攻坚战的失利后，东北野战军对城市攻坚作战十分重视，打锦州前，号称“旋风纵队”的东野三纵，仅用4个小时就攻克国民党军坚固设防的军事重镇义县，这一成功的攻坚战例，让林彪敏锐看到土工作业的巨大优势，听取完义县作战的报告后，林彪立即口述八条指示下达到攻锦各纵队各师，要求每师以三分之二的兵力挖交通壕，每师开挖5条或3条，每条壕宽、深各1.5米，严令各部队必须坚决执行，并报告落实情况。用林彪的话说：通过执行掘壕战法，使部队在思想上作风上打下坚固基础，“则今后作战就增加了重大的必胜因素”；只要部队肯挖交通壕，不管敌人火力如何猛烈，工事如何坚固，“都将使其大大丧失作用”。因此，锦州总攻发起前，各纵队都完成万米以上的交通壕，有的挖2万多米。步兵的交通壕1米多宽、2米多深，最前点距敌60多米，以敌人投弹扔不到为准。炮兵的交通壕能开进汽车，有的把火炮推到距敌百余米远。大军云集，地面上很少看到有人走动，既增加了攻击的突然性，又减少了伤亡。难怪国民党军东北“剿总”中将副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被俘后回忆说：“解放军攻城部队，在炮火的掩护下，昼夜不停地构筑蜘蛛网式的交通沟接近我守军阵地，用炸药来爆炸守军坚固据点的重机枪
堡垒阵地。我们曾想实施反击，但一看那交通壕就没了主张，只有拼命打炮。可是看不见人只能乱打一气。”由此可见，当时解放军的土工作业已成为减少伤亡、制敌火力优势的有效手段。此后，解放军在对济南
、天津的数次攻坚作战中，均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工作业，让国民党军苦心经营多年的工事形同虚设。
撕开城防
城市攻坚作战，最关键的是如何撕开城防。解放战争中，解放军集中兵力实施攻击的城市，大都是“自古兵家必争之地”，这些地方除了国民党多年经营的碉堡群、雷场和障碍物外，古城墙也成为防御的重要支撑，而且古城墙往往是城高墙厚，一般火力奈何不得。战史资料显示：让彭大将军两次无功而返的榆林，是“城垣为砖石结构，尚称坚实”，而对临汾记载则是城墙高14米，基部宽30米，顶部宽10米，周长10千米，其余大城市自不必说。尽管解放军一贯认为人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并且非常强调主观能动性和战斗精神，但是主观能动性对武器装备的弥补毕竟有限。所以在城市攻坚作战中，还是“技术决定战术”。按照这一思路，在炮兵力量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解放军首先想到的是组织连续爆破。而对高大建筑实施爆破绝对是一项技术活，解放军传统步兵的爆破技术是针对碉堡和火力点训练的，因此解放军同样经历了一个不断提高的过程。
1947年8月，西北野战军首战榆林。11日晚，部队组织对榆林城墙的爆破，但由于爆破经验不足和准备不充分，第1、第2纵队的6个爆破口均未炸开，前来增援的独立第2旅也因爆破量不够，没有成功。11月8日，西北野战军二战榆林，新4旅再次因测量不准，坑道挖到城墙外三四米就实施爆破，结果城墙完好无损，等于放了个空炮。在同时进行的石门战役中，同样因为我军的定向爆破技术较差，爆炸后产生的近2尺多深的浮土，反而一下子把尖刀连陷在了沟里。
随着城市攻坚作战的日渐频繁，解放军大规模爆破技术趋于成熟，土工作业与连续爆破相结合，使得解放军能够安全地实施大当量的爆破。1948年3月，在由徐向前指挥的临汾战役中，解放军的2条110米长的坑道通过外壕一直挖到城墙底下，一条放置6200公斤黑色炸药，另一条放置3000公斤黄色炸药。5月17日19时30分，伴随着震天动地的爆炸声，高耸的城墙被撕开2处40多米宽的缺口，让临汾自建城以来未被攻破的神话成为历史。
仔细研究战史不难发现，解放军大规模的爆破技术并没有成为日后突破城防的主要战法，这是因为这种方法耗时费力，以土工作业和大规模爆破著称的临汾战役整整用了72天。随着解放军武器装备的不断改进，大量炮兵加入了战斗序列，突破城防就不再成为制约解放军的“瓶颈”。在利用火炮突破城防的方法上，颇具大兵团作战“天赋”的东北野战军可圈可点。东北野战军与当时其他部队相比，在武器装备上具有相对优势，使得他们敢于集中优势炮兵，实施长时间、大密度的火力准备，尽管其强度与日后的美军相去甚远，但在思路上绝对和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美军所谓的“范佛里特弹药量”有一拼。
1948年3月5日，怀着一雪“四平之耻”心愿的林彪，指挥麾下3个主力纵队、1个独立师和炮兵纵队，从沈阳地区北上，包围四平。攻城部队用160门各种口径火炮，向城内轰击了40分钟，一举突破城防，在23小时之内攻占四平。到了这年10月的辽沈战役中，东北野战军更是集中900余门大炮（大口径火炮320余门）猛轰锦州，让国民党军寄予厚望的这座4米高、2米宽的城墙顿时灰飞烟灭。攻锦南突击集团7纵、9纵，仅用30分钟即突破城防进入巷战。在解放战争中，最大的城市攻坚战之一的天津攻坚战中，刘亚楼集中538门大口径火炮，进行了1个小时的火力准备，攻击发起后1.5小时，预定10个突破口即有8个一举成功，解放军强大的突破能力可见一斑。
在解放军不断扩大炮兵运用的情况下，工兵的连续爆破仍未荒废，这两种方法巧妙配合，使解放军一路过关斩将，势如破竹。难怪1948年10月济南攻坚战结束后，美联社惊呼：“共军已变得强大到足可攻击并可能攻克长江以北任何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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