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发表于2007年2月）
北有黑龙江绥化，南有安徽阜阳
，这是两座因官员集体贪腐而知名的城市。 马德、王慎义治下的绥化，王怀忠、肖作新治下的阜阳，均给这两个地方留下了厚积的“遗产”：挤掉浮夸泡沫的经济,大而无当的形象工程,信心低落且牢骚满腹的民众,以及一批尚未及处理的戴罪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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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座城市的另一个特征，都是农业大市。去掉当年吹嘘的政绩，还原出的是依旧贫瘠的土地。此地的官员，也许比其他地方的同行更难抗拒权力的诱惑，因为除了权力，他们更难从其他渠道获得收益，因此买官卖官成为一种“习俗”；而此地的人民，也比其他地方更难承受贪腐的侵袭，但他们总是最终的受害者
因此，当前绥化和阜阳面临的急迫任务是，不仅要清除那些贪腐官员，更要清除他们留下的遗患——经济、思想、体制和社会风气的后遗症。只有铲除已腐烂的土壤，这些城市才能真正站在新的起点上
内文导读：
绥化的后马德时代
中纪委原副书记刘丽英向外界披露，马德案件涉及绥化副处级以上干部265名。根据绥化市第二次党代会的数据统计，2007年有副处级以上干部303人
重建阜阳
如1997年王主政时报出的400亿元的GDP和30亿元的财政收入，前者甚至超过合肥。新华社记者陈戈写道，1995至1999年，每年阜阳市的财政空转都要上缴22.5％的税，1997年仅此一项就使阜阳市损失1300万元，此为阜阳人熟知的“吹牛也要上税”
阜阳官场“清淤”
阜阳市一位官员在文章中披露的数据是，全市30多个百姓养活一个官员，财政供养人口接近20万人，仅工资全额发放一年就超过20亿元。事实上，到现在阜阳一些县区干部教师工资还不能足额发放
腐败的再生产与治理危机
在阜阳等某些地方暴露出的贪腐案件可以看到，腐败已经成为权力的日常存在形态，成为官场的“民俗”和官员们的一种生活方式。要彻底治理这种腐败或者“腐烂”，需要一次制度上的大手术
阜阳市颍泉区“白宫”办公楼地点
绥化的后马德时代
四年来，少了马德，绥化少了一些“面子”工程。而在另一个层面，这个城市更需要摆脱的，是一个典型传统农业城市“跑要”政治的阴影
★ 本刊记者/王刚（发自黑龙江）
2007年1月11日，黑龙江绥化市第二次党代会的最后一天。新书记胡世英连任。气氛热烈。
5年前的今天，马德在掌声中走上主席台。但随后5年里，马德出事，绥化跟着出名。主席台上基本上“换了血”，而台下面孔依旧。
5年后，在同一些人的掌声里，胡世英讲的是“一手抓稳定，一手抓发展。”稳定第一，在绥化的特殊时期，有着特别的含义。
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
2002年4月11日，马德被中纪委带走，留下一连串问号，和一个人心惶惶的烂摊子。 当时，黑龙江省工商局局长胡世英，正带领着官员在外地考察。
黑龙江省委连夜召开常委会。胡事后回忆，之后省委领导找他谈话说，绥化形势严峻，刻不容缓。考虑到胡办事稳重，讲政治，此去重在稳定当地大局。
事实上，绥化当时的问题究竟严重到何种程度，由于一直是由中纪委查办，胡不清楚，黑龙江省委的领导也摸不透。
4月14日，就在马德离开绥化3天之后，新书记胡世英履新。
此时，中纪委原副书记刘丽英向外界披露，马德案件涉及绥化副处级以上干部265名。
265人意味着什么？根据绥化市第二次党代会的数据统计，2007年有副处级以上干部303人。
一位当地干部回忆，对待那些有争议的干部，当时黑龙江省委有两种意见：一、先换一批要害部门的干部；二、维持现状，中纪委办一个换一个。
照前者办，有利于新书记的工作，有威信，好办事。但如此一来，容易形成分化，造成不团结局面。即使只换要害部门的干部，粗略估算也不下百人，大面积换人容易造成青黄不接。 最终，省委选择了后者。公告称，是对干部负责。
后来，除了与马德关系直接的两位县长吕岱、李刚被处理，其余均未大动。此后，人心渐稳。 在胡执政绥化最初的几个月，问题市长王慎义还在任上，经过短暂的共事，2002年8月，王调任黑龙江省环保局局长。第二年，王慎义被马德检举而案发，其主要问题是“卖工程”。 王慎义的继任者是一位女市长——于莎燕。 于出身经济口，多年来一直在黑龙江省计委工作，熟悉她的人评价其作风泼辣，敢为人先。其性格与胡互补，不像之前马德和王慎义执政时期，两人性格都比较粗放，书记、市长闹不合，往往针锋相对。
治理非常时期的绥化，自然要使用非常手段。问题官员虽不换，但是受到的约束却多了。 胡当时一口气提出了50条规范管人。其中一项最令外界瞩目，要把对干部的监督领域扩大，向工作圈、生活圈、社交圈等多个层面延伸。自此，当地干部的8小时之外开始过得谨慎。 如今看来，这项规定或许会招致干涉公民权的非议，但在当时没有人提出异议，至今还在当地施行。
有人问及胡世英，他的回答是，短期内，腐败的阴影抛不开，手段还得硬。 2004年，胡的这套全方位监督干部的办法，被作为黑龙江反腐先进经验，向外省输出。
“跑要”政治
马德对绥化地方政治生活的破坏可谓是毁灭性的，原有官员的升迁一度停滞。在这些人眼里，马德葬送了他们的政治前程，是一个独断专行的土皇帝、一个生活作风腐化堕落的党员、一个任意批发手中权力的官贩子? 而在当地民间，马德却又是另一番面孔。在这个城市的底层民众眼里，马德至少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一把手”，为当地“要来了钱，办了事，修了路，盖了房”。甚至在这些人看来，马德在任期间，“冬天的结冰路面都要比现在少。因为马比较在乎这个城市的面子抑或是自己的面子，下了雪，他很怕人们因路面结冰而站着骂街”。
按照当地一位干部的解释是，干部问题，评价“标准”可能不一样，“外界有外界的视角，地方也要结合实际”。
说这句话的人，正是5年来台下沉默的大多数之一。此人曾是一位落马官员的秘书。在他看来，现在抛开绥化的政治、经济背景评价这里的干部，是不切实际。 人口不足600万的绥化，1999年方才撤地建市。由于先天不足，市政建设和黑龙江省其他的地级市相比一直较为落后，更像一个小县城。多项综合指标始终落后于全省平均水平，2004年，城镇化水平和对外开放度分别排全省倒数第一和第二。
2007年，从外表来看，情况大致依旧。市区内最繁华的区域还是马德执政时期留下的那两条街，街上跑着的也还是马德时代的“面的”。 绥化下辖1区、3市、6县，除了城市的行政中心区——北仑区有一些城市设施，其余皆属乡村。北仑区住着政府的工作人员以及为他们提供便利的农业人口，后者来自于附近的乡村，两者的人数加起来也不足全市人口的3％。 这个城市少有工厂，除了农民就是公务员。白天公务员上班，农民日出而作；晚上夜幕降临，仅有的大众娱乐就是吃饭或看“二人转”。
以2004年为例，这个市一般预算收入不到8亿，而当年仅教育支出就有9亿多。很明显，地方财政要维持运转，基本靠要；地方建设，靠要；地方发展，同样得靠要。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催生了马德这样一个具有超强“跑要”能力的官员。他也因此为当时的绥化办了一些实事。比如，他今天能要来几百万修条路，明天也会借来一笔钱盖栋楼。这些都是民众眼中的“政绩”。
一方面，马德从省上积极“跑要”，维持绥化地方运转和政绩;另一方面，当地官员为了寻求政治上升空间，也要积极向马德“跑要”。一条明的资金流，从上到下，维持当地经济。另一条暗的资金流从下到上，为当地官员寻求政治升迁。
黑龙江省委党校教授韩建鹏评价说，跑钱要钱事实上已经成了官员之后跑官要官的前提。这在那些以传统农业为主的小城市，颇为明显。因为在这些地区，多年来中央政策农业反哺工业，造成地方欠账比较多，当地官员的数字化政绩少得可怜，城市的基础建设都靠“跑要”维持，“跑要”强即是干得好的主要标准。
新班子，旧江湖？
2002年马德出事，新书记胡世英上任。 当地官员的感觉，最为不同的还是两人执政风格的迥异。胡为人低调，求稳重，办事温和，讲民主。马作风武断，不按套路出牌，“一把手”风格严重。
比较二人的简历，马起于乡间，虽读过书，学历也不低，但多年来始终外放当地方的“一把手”，习惯了一个人说了算，线条粗放。这个当年黑龙江最年轻的县委书记，多年来积累了深厚的地方工作经验，也积蓄了极强的“跑要”能力。
而胡却相反，他是团干部出身，从哈尔滨机械工业局团委书记到黑龙江省工商局局长，政治突出，党性强。
在一些人看来，这几年来绥化并未脱胎换骨。一方面，农业社会的烙印在短期内还难以摆脱;
另一方面，“跑要”的政治经济环境仍然相当牢固。
“这不是换个‘一把手’，换个班子就能够改变的。”韩建鹏看到，目前绥化这样的地区要发展，还得靠“跑要”，这个局面打不破，“换谁都难”。
而在胡执政前期，“跑要”显然并非主题，先求稳定，再谈发展。
反应到表象，在当地一些底层民众看来，这两年“路修得少了，工程也少了，政府花钱不大方了”。 胡初到绥化，就曾谈到，绥化的问题说到底是“无工不富”的问题。这也是省委安排懂经济的于莎燕调任绥化的初衷。
这种认识彻底反映出马、胡执政风格的不同。马做的是父母官，要的是掌声；胡求的是工业强市之路。 但在绥化这片只产玉米、大豆的黑土地谈工业，的确有些难。从这几年来看，绥化的工业化起步，始终比较艰难。
事实上，韩建鹏认为，绥化的问题并不完全“归咎”于当地，造成其跑要政治的大背景是，长期的重工轻农。随着中央建设新农村思路的提出，给绥化这个以传统农业为主的地方注入了不小活力。绥化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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