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兴隆：和96名死刑犯同监
30年争议者·死刑存与废
从国内法学界来看，大多是限制派和将来废除派，几乎没有人主张死刑要永远存在，但什么时候废除则意见不一，主张立即废止死刑的是少数派
本刊记者 卫毅 发自长沙
邱兴隆办公室里遍是卷宗，这些卷宗，都和著名的大案——湖南省郴州市原纪委书记曾锦春受贿案有关。邱兴隆是曾的辩护律师，“他找的我，他担心会被判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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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兴隆的名字，很多时候都和“死刑”联系在一起：他公开呼吁立即废止死刑，发表和死刑有关的论文，组织关于死刑的国际研讨会，还与志同道合者成立了中国死辩同盟网站，为死囚辩护，“去年我们还救了两个人。”
在他的记忆里，有着许多让他无法忘怀的死囚倒影。
“当我看到他走出铁门、前往刑场时的眼神，心里非常难受，感觉好像是我杀了他一样。”邱兴隆坐在位于长沙的律师事务所里说这句话时，按了好几次打火机，才点着了手上的烟。
邱兴隆说的是一个姓苏的小伙子。1996年，在河北石家庄看守所，这个小伙子因为主动坦白偷了两万七千块钱而被判了死刑。
“当时的法律规定，盗窃两到三万就可以判死刑，一审判下来时，连看守所的所长都不敢相信他会被判死刑。”看守所所长看不过去了，把邱兴隆叫来，让他代写上诉状。他们都认为这个案子一定可以改判，但最后是——维持原判。
邱兴隆彼时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研究生，但看守所长不必出门恭迎，因为，邱兴隆自己就和这个苏姓死刑犯关在同一间牢房里，正等待着似乎遥遥无期的审判。
当1998年春节的热闹已过，邱兴隆被判无罪的时候，他已经在收审站和看守所里待了四年零八个月。这四年零八个月里，他一共看到了96个死囚走向死刑。
法学之路
30年前的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15岁的邱兴隆高中毕业。此时，中国和越南之间的战火已经烧了起来，这个来自湖南湘乡的少年希望能够成为士兵置身战场
。他的士兵之梦没能成真。他不得不重返学校，补习了半年，考入西南政法学院(现在的西南政法大学)。
“当时说是读法律系，但整个国家其实没什么法，也就是《宪法》、《刑法》、《婚姻法》，而且《刑法》用得多，自然而然就对《刑法》感兴趣。”邱兴隆回忆。
在邱兴隆考上大学的1979年，国家颁布了《刑法》。“1979年之前，死刑被滥用了，任意性太大，没个准。像张志新、遇罗克这样的案子，死刑起到的是反动作用，被扼杀的是真理。”邱兴隆说。
1979年之后，尽管死刑是作为法律手段存在，但和政治的结合依然紧密。《刑法》颁布之后不久，全国性的严打开始。
“严打时期，死刑的适用范围被扩大了。比如说盗窃罪，1979年最多是无期徒刑，到了1981年，就可以判死刑了，盗窃罪一下成为死刑大户。”邱兴隆说了一个案例，当时有人偷了一批纽扣电池，受害人报案是价值四千多元，但当时公安局搞了个界定，定成三万多元，这就判成了死刑。这起案件后来被认为是一起错案。“因为后来发现那些电池是假冒伪劣产品，不值这么多钱。”
邱兴隆的办公桌上置放着一本他所著之书《关于惩罚的哲学——刑罚根据论》，为此书作序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法学教授高铭暄。
1986年，23岁的邱兴隆成为了高铭暄教授的博士研究生。一年之后，确定博士论文选题时，邱兴隆本打算以死刑为研究方向，但高教授否定了，高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死刑是不便于拿出来谈论的，这是个政治问题。
如今是北京大学教授的陈兴良曾回忆与邱兴隆那段在北京的日子，“当时的邱兴隆桀骜不驯而玩世不恭，尤其是他性格上的易变和情绪上的急躁，多少为他后来的变故埋下了伏笔。他是一个极不安分的人，创新冲动与冒险心理主宰着他。”
彼时，正值海南建省前夕，原本平静的岛屿一片喧嚣。在和朋友到海南大学联系工作的时候，邱兴隆被校方开出的优渥条件所吸引，答应毕业之后到该校工作，并以教学实习的名义留在海南，办起了一家书店。
1989年，匆忙回京完成博士论文的邱兴隆，7月份办理了分配到海南大学的手续，并准备在8月份进行博士论文答辩，看起来，他的学业之门马上就可以关上了。
但他没想到的是，此时，属于他的“传奇”之门才刚刚打开。
1989年7月20日，邱兴隆被警察带走了。在一次清查行动中，警察在他那里发现了几部书稿。当晚，邱兴隆便被以“涉嫌非法出版”之名送进了北京市公安局收容审查站。
“收容审查的最长期限本应为3个月，但等事情查清，我被整整关押了185天，收审结束时，还留下一个尾巴——取保候审。”邱兴隆回忆。
陈兴良记得，从收审站出来之后，面容憔悴、衣衫褴褛的邱兴隆找到了他，他安排邱洗澡、吃饭，并陪着他买了全套的新衣服换上。
在邱兴隆被收容审查期间，海南大学已经致函中国人民大学，表示不再接收他。
1990年，虽然邱兴隆获得了自由，但当时北京市收容审查站只是口头宣布事情已经查清，其不存在违法行为。当邱兴隆提出要书面结论时，遭到了拒绝。“从承办人员那里了解到，之所以不给书面结论，是因为当时行政诉讼法已经出台，我属于被错误收容审查，而且超期，出具书面结论等于给我提供诉讼的证据。”邱兴隆说。
当时，他的老师高铭暄、王作富教授曾在多种场合以他的遭遇为例，呼吁制止滥用收审、侵犯人权的现象。
“收审释放”的影响巨大，没有单位愿意接收他，遇到有愿意接收他的单位，又要他出具收审他属于司法错误的法律文本。邱兴隆感到了心灰意冷，与中国人民大学不辞而别，“失踪”了。
和死囚在一起的日子
他下海做了一个书贩。“当时觉得，读了博士又有什么用呢？我感到了一种自卑。”邱兴隆还在不停地吸着烟。
在他回忆里，1993年，他在河北石家庄向一位书商追款，没钱给他的书商给了他一批盗版的《读者文摘》精华本，他接受了。这些书后来被查了出来。
“当时正值全国扫黄打非，而石家庄又是盗版书的重灾区，甚至因为我是法学博士生的原因，我被某些地方领导刻意树立成了反面典型。”
1993年3月，邱兴隆被石家庄市公安局以“涉嫌非法出版”为名收容审查。1994年8月，已经被收审近一年半的邱被以“投机倒把”罪名逮捕。他从收审站转到了看守所。
由于一直没有终审判决，邱兴隆就一直呆在看守所里。这种厄运意外地给邱兴隆研究死刑提供了便利。
邱兴隆觉得看守所里的“亚文化”对他是有帮助的。每个刚来的“新人”都要对号子里的人讲自己的入狱起因，不说实话就挨揍。作为法学博士生的邱兴隆在看守所里很有名，囚徒们往往把他当成救命稻草，将自己的经历和犯罪过程详述给他听。
“那些被判了死刑的人，各种各样的心态都有。”邱兴隆见识了各式死刑犯，有刚进来的时候大无畏的，但临到上刑场时，屎尿弄了一裤子。执行死刑的人都有经验了，把犯人的裤腿都扎好；也有不怕的，笑着走的，还开玩笑说，哥几个再见啊，上路了。
邱兴隆思考，为什么看上去和我们一样的人，就非把他杀了不可？还有那么多人，即使按照并不合理的法律规定，他也不该判死刑，为什么就判了死刑？“如果我是法官，在判死刑的时候，我会受到煎熬，但有的人也许不会。”
看守所里的一次经历让邱兴隆深感触动。
1996年的冬天，他和两个死囚关在同一个号子里。邱兴隆当时胃出血，拉出来的全是一块一块的血，往盆子里吐的也全都是血。“吐完之后，我感觉自己就要死了。”邱兴隆说他晕了过去，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仍在原地，没有死，也没有人把他带走。他听到牢里的人都在大声地给他报号——这里有人生病了。
好不容易，有个干警过来，看了看躺在地上的邱兴隆，踢了他一脚，以为他是装病，走了。那两个和邱兴隆同号的死囚用手铐使劲砸着铁门，大声叫道，你们还管不管啊，人都要死了！
“他们是死囚啊，但他们在想着救我，这个时候，你说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他们杀人的时候也许很凶残，但这个时候的他们又怎么解释？我觉得人性本来是善良的。”邱兴隆认为这样的经历影响了他日后主张废除死刑。
邱兴隆早期做学生的时候是主张保留死刑的。“做学生的时候，从学校到学校，没什么思考。从某种意义上说，看守所的经历是一种财富，从素材的收集到思想的积累，都是在书斋里找不到的。在看守所里，抬头见刑法，低头见罪犯，想不思考都不行。”
邱兴隆开始有意地研究看守所里的死囚。为了了解他们，他故意让干警给他调号，因为“一个号子里最多只有两个死囚”，他想接触更多将要赴死之人。
对于死刑，彼时出现了一些变化。1996年的冬天，职务侵占罪出台之后，看守所里有个信用社的主任原本因为贪污被判死刑，后改判为职务侵占罪，获刑15年。“我清楚地记得，当他的镣铐被打开之后，他大喊一声：活——了！整个看守所都听得到。能听得出来，那种求生的欲望是多么地强烈。”
邱兴隆觉得，从那个时候开始，死刑的滥用开始刹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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