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务员到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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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开学四十余个春秋的生命中，他的人生曲线一直在不断地上扬，从高中生到博士生，从乡村教师到国家公务员，从农村到城市。
“他是一个很有抱负的人，而且乐观、积极、幽默。我以前的同事看到过他，评价说‘看到你老公，春天都来了’。”谢芳在回忆中寻找丈夫的影子。她告诉本刊记者，原本李开学已经联系好武汉一家高等院校，打算毕业后在那里任教：“其实他很想去政府里，但年龄可能不合适了。”
儿子李挽澜这个名字也寄托了李开学想做番“大事业”的心愿，取意“力挽狂澜”。
在网上，李开学的署名文章《关于襄樊近期经济发展的几点思考》引起了不少人的共鸣和思考。
在家人面前，李开学展现的永远是阳光灿烂的一面。按照学制，李开学2006年就应该毕业，却被延期两年，但家人并不了解其中的原因。“他很少和我们谈学习上的困难，总是把自信、快乐带给别人。没人感觉他有什么压力。”谢芳说。而在两个妹妹的心目中，李开学是“非常自信非常快乐的一个人”。
颇有意味的是，师弟师妹眼中的李开学与家人心目中的形象有所出入。“他很憨厚，很真实，很书生气，但是很焦虑。”这是一位国关学院学生对李开学生前的印象。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同门师弟告诉本刊记者：“他的求学路肯定比较艰辛。他原来没有读过正规的大学，基础不是很好，所以考研、考博都相当的艰辛。和我们一路读上来的年轻学生相比，他一定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取得相应的成绩。”
还有人在校园网上留下悼念文字追述李生前的困窘情形：“妻子尚在读书，孩子刚上大学，他却没有能力施以援手，只能不断借债，借债。为了自己的生活，也为了补贴一点家用，除了读书、写作，他还要出去兼职代课，赚取廉价的课时费。有时，他白天代课，晚上回宿舍写论文，就这样，一天一天，身体的健康在不知不觉中流失，流失到他自己难以想象的地步。”
所有这一切的辛劳，家人并不知晓。
他曾对家人说：“我做人生来就是手心向下的，是给予每一个人，而你们都是手心向上的，靠别人施舍。我一切都靠自己争取。”
正是出于这种“手心向下”的要强性格，使他强撑着压力给家人永远的笑脸。这股要强劲支撑了他一生，使他从农村跨入都市，从高中生变为博士生，直至油尽灯枯。
“我觉得对不住我先生，让他那样在椅子上坐了十多天。”每当想起丈夫临终时的凄凉境地，谢芳就痛心不已。
在发现李开学死亡之前的几天，家人、导师、同学等都在联系他，没有得到回复就以为他有事外出，或者在潜心撰写论文，都没有往坏处想。
李开学家人告诉《了望东方周刊》，校方对他们表示，李开学死亡后之所以一连十多天都无人发现，家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院方曾埋怨他们，“你们联系不上他，为什么不和学校联系？”一名老师还举例说：“如果我亲近的人两天没消息，我肯定会去找他。”
“但我们离得那么远，只有过年才见面。他是全脱产的博士生，也没有退学、休学，现在人不但没了，还是一具高度腐烂的尸体。”
意外发生后，谢芳的双眼时常陷入一片空茫：“我感觉我先生没有走，我要在这里等他回来。”
引发博士生存状态大讨论
李开学之死在复旦校园内引起了很大震动。一连数日，关于博士生存状态的讨论帖均进入校园网的十大热门话题之列。
一名自称是死者同门师弟的学生发文称：“从反思的角度来说，就学校、学院、物业而言，在博士生特别是延期博士生的培养与管理制度上存在一些缺点和漏洞是毋庸讳言的。”
对于一家之主的李开学来说，生活总是拮据。师弟师妹眼中的他“一年总是那身衣服，总是在食堂吃葱油饼”。
而作为一名延期毕业的博士生，李开学也未被纳入学校的大学生人身综合保险计划。
“如果学校能对学生多一点人性化的关怀，如果家人能对反常的行为给予更多关注，也许这样的悲剧就不会发生。”市民王女士听闻李开学的悲剧后评论道。
“我虽然从农村出来，但只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就能从农村到小镇，再到城市，再到全国最大的城市。”这是李开学生前对妻子谢芳说过的话。
让谢芳伤心的是，李开学最终在这个“全国最大的城市”离开了这个世界。
李开学的一生
1964年，李开学出生于湖北襄樊襄阳县农村；
1979年，考入襄阳师范；
1981年，任教于当地一所中学，一年后调镇印刷厂工作，历任校对、业务科长和办公室主任；
1997年，通过十余年的自学，拿到湖北广播电视大学政史专业本科文凭；
1997——2000年，于武汉大学法学院就读政治学理论硕士研究生；
2000年，法学硕士李开学被江苏省泰州市外经贸局作为人才引进；
2003年，考上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博士研究生，师从政治学教授浦兴祖；
2003年9月起，参与浦兴祖主持的国家九五社科重点课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史》的写作，担任第一卷副主编；
2006年，未按规定在三年之内完成博士论文，延迟一年毕业；
2007年1月，在导师的要求下，退出课题组，专攻博士论文；
2007年3月，博士论文写完1章，参加博士论文预答辩，未获通过，再次延期一年毕业；
2007年秋，博士论文写完3章，再次申请预答辩，预答辩当天临时放弃；
2008年2月21日，参加元宵节聚餐，这是他最后一次出现在师友当中；
2008年3月5日深夜，在复旦大学北区宿舍138号502室，被发现伏在书桌上死亡多日，时年44岁。检查电脑发现，近10万字的博士论文初稿已接近完成；
52008年4月4日，遗体在上海宝兴殡仪馆火化；
52008年4月8日，归葬于湖北省襄樊市襄阳县农村。
读博不堪压力之重
湖北襄樊籍的复旦博士生李开学之死，在互联网上引发关于博士生生存状况的讨论。昨日，记者采访到李开学曾经的师兄和一些博士生，他们在分析李开学死因时，普遍认为是因为现在的博士生压力太大。“就业压力太大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董少平感叹。董少平与李开学曾经是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的同学，二人都在这里读过硕士研究生。董少平介绍说，今年春节李开学去上海之前，曾经在武汉找过他，表示博士毕业后想回武汉高校工作，因为如果留在上海工作的话各种压力会更大，希望董师兄能牵线搭桥。董少平当即回复说，想进武汉高校工作恐怕很难，因为老师已经饱和。
另一名与5年没有毕业的李开学有类似经历的在读博士生说，现在很多博士生身上都压着“三座大山”：一是与导师的关系问题，不少博士生成为导师的打工仔，非常耽误时间，但要是与导师关系搞僵了，恐怕永远不能毕业，他自己就是一例，读博十来年至今没有毕业，导师让他不停地修改论文；二是“资格论文”的问题，博士生在校期间必须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两篇论文，这对于一些冷门专业的博士，只好四处找关系，不惜“求爹爹告奶奶”；三就是经济和就业压力，在校期间只有两百多元的生活费，要花很多精力去找兼职。
武汉大学法学院一名在读博士生也分析说，学业压力、家庭经济压力、就业压力，恐怕就是李开学之死的重要原因。（楚天都市报记者蒋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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