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广九
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人物口述史之十一
有些人讲傻子时代已经过去了,但年广久不服输地对本报记者说:“我还没老,傻子永远没过去,我要是大干,谁也干不过我。”本报记者杨长虹摄
「年广久简历」
1937年出生，安徽人，“傻子瓜子”品牌创始人。因邓小平多次在高层提及此人并收入《邓小平文选》而闻名全国，号称“中国第一商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注释第43条，这样解释“傻子瓜子”：“指安徽省芜湖
市的一家个体户，他雇工经营，制作和销售瓜子，称为‘傻子瓜子’，得以致富。”年广久曾三次入狱，其罪名分别为“投机倒把罪”、“牛鬼蛇神”、“流氓罪”；三次被邓小平点名（《邓小平文选》收录了其中两次）。分别为1980年，1984年，1992年，这刚好是改革开放的三个重要转折点。年广久命运的起承转合被认为暗合着我国个私经济的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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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三谈“傻子瓜子”
1 1980年，邓小平看到了杜润生送来的“傻子瓜子”问题的调查报告后，当时就对个私经济发展给予肯定，并对一些人对姓“社”姓“资”的争论，表示要“放一放”和“看一看”。这是邓小平最早谈到的“傻子瓜子”问题……
2 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说：“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3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再次谈到了“傻子瓜子”问题：“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像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作家吴晓波在著作《激荡三十年》中写道：“在1978年到2008年的中国商业圈出没着这样一个族群：他们出身草莽，不无野蛮，性情漂移，坚韧而勇于博取。”年广久正是他们中典型的一位。
他的身后总是不乏不屑甚至鄙夷的目光；他目不识丁，却认为自己深谙实践中的经济学，靠炒瓜子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成为百万富翁；他的四次婚姻成为人们的笑柄，但他仍认真地把自己与第四任妻子的婚纱照印在名片上，而名片背面则印着邓小平关于他的讲话。
他成就了一个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的小产品大行业———徽派“炒货”。如今在一个很偏僻的村庄，你也可以看到洽洽的身影，其实这项荣誉本应该属于傻子瓜子。在洽洽等其他后起之秀纷纷实现现代企业集约化经营的时候，在与儿子之间进行的傻子商标争夺战中，傻子瓜子却错过了最好的发展机遇。
两年前大儿子离奇死亡，似乎加重了年广久身上的悲凉色彩；虽然他认为自己雄风仍在，并于一年前宣布重出江湖，目标是大干20亿，但他依然在坚持“作坊式”生产模式，甚至在芜湖都没有属于自己的加工厂，在郑州的两家炒货厂据反映也只有二三十人的规模。现在专营店卖的瓜子都是徒弟们的炒货厂供给年的。
如今在外面冲锋陷阵的是他年轻的第四任妻子，年广久更多的时间是和徒弟们打打牌，陪着只有8岁的幼子（广九共有5个儿子，幼子为他的第四任妻子所生）。
1982年的时候，年广久就靠炒卖瓜子，赚了100万。阴雨连绵的时候，他藏在家里的钞票都发霉了，太阳一出来，他就不得不把装满钱的麻袋扛出来，一张张晾晒。71岁的年广久说起这个细节的时候，总会咧开嘴，像孩子般烂漫地笑，得意之情跃然脸上。
现在，他身边没有保镖，也没有私家车（他解释说车被妻子开到郑州忙生意去了），手里举着一部显然已不属于这个时代的大砖头手机，而且电池性能老化，他不得不一进门就找电源充电。看起来他和这个中等城市里的其他老人没有什么分别，只有倔强精明的眼神让你感觉到，这是个不容易妥协的人物。
对于他来说，陷入往事是一种快乐。他慷慨激昂，神采飞扬，大口大口地喝白开水，浓重的芜湖口音震得整个房间嗡嗡直响，认真投入的表情宛若在万人主席台上演讲。
毕竟，他拥有这个小城其他老人没有的经历。他的一生，跌宕甚至被人不屑，然而精彩。
改革开放前曾两次入狱
贩鱼说我是投机倒把，把我抓了；我卖板栗，又说我是“牛鬼蛇神”，又把我抓了我从小家庭特别困难，又没有班上，我也不识字，只能靠做小生意谋生活，贩鱼说我是投机倒把，把我抓了（1963年，年广久因投机倒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我穷了，当然国家也穷了，国家再大，没有经济不行，人家美国，靠的就是经济，咱们中国靠的是斗争，那能搞来钱吗？搞来财富吗？那时候都是消极怠工，工厂，农田都是那样，大家都不讲话，但是也不干活。“文革”来了，我卖板栗，又说我是“牛鬼蛇神”，又把我抓了（1966年，年广久又被关了二十多天）。但是我出来之后还要干，开始卖水果。
你问我为啥一直胆子那么大，又特别会做生意，我告诉你，我从小是学经济学的，这个经济学不要上学，是在实践中学的，你的库存有多少，高价卖出，低价买进，这就是经济学。那时候基本上天天被抓，一天也不知道要抓多少次，但不怕，抓了再炒，不就几毛钱的水果瓜子么，又不是几百块钱的东西，我拿不出来。
我卖水果的时候，隔壁是个卖零食的老头，那时候是计划经济，国有经济买不到的时候，就轮到我们了，晚上老百姓看电影的时候，就轮到我们了。老头点炉子炒瓜子，点不着火，我就说，我来生（火），他炒的时候气闷，喘不过气，我就说我来帮他炒，你在旁边看我炒得对不对，炒完之后老头说可以，又教我怎么包瓜子，一毛钱一包，一下子就卖光了。一块五毛钱本钱，赚了三块五。第二天下午又炒瓜子，10斤瓜子我卖了8斤，比他卖得还快。老头就说，我看准你的人了，我们一起炒瓜子，很快我就要（一天）炒20斤瓜子，炉子不够大了。有文化的人跟没文化的人不同，有文化的人笔杆子精通，但没文化的人商业精通，我卖瓜子卖得多，喜欢多送给人家一点，加上我是淮北人，人家管我叫侉子，时间一长，都叫我傻子了。
我想大干，可是我老婆不同意。到了1979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指出了人民致富的路，发展个体。我站出来了，站出来是有风波的，而且是很大的风波，老婆不同意，必须离婚，我离了婚。老婆同意，我一样（财产）都不要，全部给她了，我拉着板车出来了。明着说是给她3000块钱，其实我有不少钱，都全部留给她了。说多了她也怕被人暗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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