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给出的三个理由——
上海有租界：《纪念刘和珍君》和《为了忘却的纪念》，这两篇文章要是换了天时，鲁迅就未必写得出来，写出来，也休想发表
鲁迅在预备长久住下去，民国初年军阀统治，鲁迅的学生就是给军阀打死的；到广州不久，著名的“412清党”发生，鲁迅说他一辈子没见过这么杀人的，而且是年轻人出卖同伙的年轻人…于是他到了上海。
49年后，陈寅恪不愿意呆在北京，也没有去香港和台湾，到了广州，省委领导陶铸十分礼遇他，可“文革”爆发，他选择的广州埋葬了他。他死于承平时代的乱世，远远没有辗转于乱世的鲁迅在上海那么幸运。
上海是大世界 ：历来描述鲁迅居住过的那个上海，几乎全部肃清、抹杀，只剩个鲁迅，加上几位左翼青年和地下党在那里偷偷见面。为了衬托这些革命人，偌大的上海似乎也只剩下一群军警、特务和检查机关，一天到晚忙着搜捕、暗杀、查禁。其实，真正的景象是什么，请看内文描述>>>
假如我们再来发动想象力，应该记得穷凶极恶的上海老领导张春桥姚文元，还是文艺小瘪三，轮不到周杨夏衍的资格，去和鲁迅打交道。
上海是大气的：上海很看得起鲁迅，而鲁迅不很看得起上海，上海容纳鲁迅，而鲁迅远远地躲开上海——这就是一座城市与一位文人最传奇、最风流的关系
《南都周刊》编辑 吴金 撰文 陈丹青（知名美术家，1953年生于上海） (南都周刊供腾讯深度专稿，转载请注明，违者追究法律责任，欢迎订阅南都周刊，邮发代号45-139)
鲁迅在上海的家
《鲁迅》剧照
夜上海的繁华
上海有租界
今天令飞兄(按：鲁迅之孙周令飞)点的这个题目，很有意思的：1927年，鲁迅先生来上海定居，至今八十年了。中国这么大，当年鲁迅先生为什么选择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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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要说到所谓天时、地利、人和。鲁迅选择上海，就是选择“地利”——当然，鲁迅能在中国成全他自己，“天时”第一要紧。
譬如1949年后逼着孩子们念他的文章，念得最多的两篇，一是《纪念刘和珍君》，一是《为了忘却的纪念》，这两篇文章要是换了天时，鲁迅就未必写得出来，写出来，也休想发表。《为了忘却的纪念》，写鲁迅几位年轻朋友怎样半夜里给拉出去枪
毙，鲁迅怎样逃亡，还为此做了一首诗，其中一句是“吟罢低眉无写处”，意思是写了也无处发表，其实不久还是发表了，两年后收在他的新书里，叫做《南腔北调集》，公开发行了。这样的文章，这样的书，换了天时，全中国还是没人敢写，写了也不给你发表。这就是“天时”的厉害。
现在再来讲鲁迅先生的“地利”。早年鲁迅愿意去北京
，一是有饭碗，蔡元培请他去，二是北京古城大学多，文人多，照鲁迅的说法，适合做学问。所以鲁迅在北京盖了八道湾和阜成门外两处四合院，预备长久住下去，母亲、夫人、弟兄，全都接过来。但“天时”不很对，因为民国初年军阀统治，鲁迅的学生就是给军阀打死的；“人和”也不对，鲁迅在北平和许多当时官员、文人和海归派不要好，闹翻了，于是1926年到厦门教书去。现在关于鲁迅离开北京的理由，能够比较平实地交代了，就是说，鲁迅有了许广平许先生。出于当时的种种现实考虑，最好的办法，就是换个地方。这是人之常情，我以为鲁迅走得对，走得好。
到厦门待了半年，“人和”还是不对：和林语堂不对，和将要到来的顾颉刚不对，等等，鲁迅就去了广州大学，和许先生会合了。可是到广州不久，著名的“412清党”发生，鲁迅说他一辈子没见过这么杀人的，而且是年轻人出卖同伙的年轻人……于是鲁迅在1927年秋天，带着许先生来到上海。
大家知道，“412清党”的发端就在上海，同时，发布“清党”命令的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刚刚和宋美龄在上海结婚；大家又知道，鲁迅痛恨帝国主义，各国帝国主义当时在中国最密集的地方，正是上海。问题来了，痛斥政府“清党”杀人、痛恨帝国主义的鲁迅，为什么反而去了上海？
原因很简单，大家也知道：上海有租界。租界的意思，就是发生灾难，有租界，你可以躲藏，可以逃避。我在当年的纪录片亲眼看见日本人打进上海，租界的巡捕把铁丝网打开，指挥人山人海的上海难民往租界里逃；南京没租界，1937年兵败沦陷，大屠杀发生，不少洋人的教堂、医院、慈善堂，救了许多难民的性命。鲁迅有幸，生前不曾遭遇813淞沪战争和南京大劫难，但他因为和左翼的关系，也在租界躲藏过。我读到一位日本青年的回忆，说是在一个粗陋的民居邂逅躲藏的鲁迅，两人坐在楼梯角落天天说闲话，后来才知道这个留胡子的中国人就是鲁迅，逃难过后，鲁迅还请他去家里玩，写字送给他。
外国的租界，是中国人的屈辱。鲁迅到上海的种种考虑和真实原因，却是因为上海有租界，而且特意选择日本人聚居的虹口区。这一层原因，鲁迅不好说，也不愿说，因为这是屈辱。怎么表达这种屈辱呢？他将“租界”二字各取一半，写成“且介亭”，作文集的题目，表示他躲在租界，是一个半殖民国家的奴隶。所以在选择“地利”时，鲁迅既是个民族主义者，也是个现实主义者。说他是民族主义，因为鲁迅一步也不肯离开中国，在他危险时，生病时，宋庆龄、蔡元培、史沫莱特，还有延安来人，都劝他出国去，可是鲁迅不肯，连他当时向往赞扬的苏联，他也不去。说他是现实主义者，他明白上海，尤其是上海的租界，是当时中国各地的最佳选择，在上海待下来，他可以有一个进退回旋的余地。
这一层，后来一位人物的选择有点相似，就是大学者陈寅恪。出于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一九四九年前后他不愿留在清华，决定远离即将成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北京，他也不愿去英国人治下的香港，或者跟着国民党去台湾，做流亡者。他选择了广州。可是广州的“地利”虽然适合他的病，广州的“人和”，譬如省委领导陶铸他们十分礼遇他，可是“文革”爆发，“天时”大变，他选择的广州埋葬了他。他死于承平时代的乱世，远远没有辗转于乱世的鲁迅在上海那么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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