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新规，不对个人抽烟进行罚款，而是罚那些公共场所的管理者。要说这算是一种连坐的行政思维模式，有人说这属于懒政行为。全国各地纷纷响应禁烟，在这个庞大运动中，不仅法律要得到施行，或许，社会的力量也需要被更多地挖掘。
2008年5月1日晚，暖风拂面。为了给几个外地来的死党接风洗尘，我们走进北京
和平门全聚德烤鸭店。在大厅中找好座位后，我习惯性地掏出香烟，准备一边看菜单，一边美美地抽上几口。这时，一位漂亮的女服务员走到我面前，轻轻地说了一句：
“对不起，先生，从今天起，北京的餐馆禁止吸烟。”
几位死党都看着我，有点幸灾乐祸的样子，我尴尬地朝他们笑了笑，还是收起了香烟。
最坏的可能结局
以上的开头，是我大脑中出现了好多次的禁烟经历，诱人的晚餐、漂亮的女服务员、温文尔雅如绅士般的我、尴尬的笑容、难以忍受的烟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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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个翻来覆去的虚拟场景源自焦虑，自从看到北京公共场所五月开始禁烟。按照北京市政府常务会议日前刚刚通过的《公共场所禁止吸烟范围的若干规定》，不仅市内餐厅将禁止吸烟，网吧、公园、游乐场、机场、火车站、体育场、所有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的工作场所等公共场所，将全面禁烟。一句话，除了马路上、自己家里以及公共场所的部分吸烟区，北京烟民的生存空间全面“沦陷”。
这个看似十分“残酷”的新规定，将于5月1日正式在北京实行。在这之前，北京市从1996年起执行的禁止吸烟规定仅包括医疗机构、托儿所、中小学、影剧院、文物单位等8类场所。
这个《若干规定》的出台，一方面是兑现“无烟奥运”的承诺，另一方面也是对《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步骤性实施。2005年，世界第一个旨在限制全球烟草和烟草制品的公约《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正式生效，在此前后，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大规模的禁烟潮。2006年1月9日，此公约在我国也已正式生效，到2011年，我国将对公众提供防止接触烟草烟雾的普遍保护。
不过，纵然面对新规，我在和平门烤鸭店的虚拟禁烟经历，也可能有别的几个结局。第2个结局是：如果我坚持要“捍卫”我抽烟的权利，女服务员可能很客气地把我领进吸烟区，我和死党们在烟雾缭绕中，兴高采烈地畅怀叙旧。可惜的是，据市法制办法规二处处长张培莉表态，北京的吸烟区将逐步取消，“吸烟区”这种孤岛式的存在场域也将被淹没。
还有可能发生第3个结局：当晚和平门烤鸭店的吸烟区已经客满，或者当晚我去的餐馆根本就没有吸烟区，而当时我又烟瘾大发，忍不住点上一支烟。
这种情况下，会出现几种可能：一种是服务员再次过来提醒我，见我仍不掐灭香烟，而且态度很横，无奈把值班的餐厅经理请来。过来的经理对我吐露苦衷，根据新的禁烟规定，如果我还坚持抽烟，被执法部门发现后，他们餐厅将被警告甚至罚款。另一种可能，旁边一位就餐者也要求我掐灭香烟。因为，根据5月1日实行的规定，任何公民都“有权要求吸烟者停止在禁止吸烟的公共场所吸烟”。
3种结局中，第3种无疑是最坏的，也是最需要解决的。这种结局中，因为抽烟问题，我甚至可能跟餐厅服务人员、就餐者发生冲突，我跟死党来之不易的聚会，极有可能因为一支香烟不欢而散。
而无论哪一种可能的结局，有一点是共同的：新出台的禁烟规定，严重“干扰”了我这个已有11年烟龄的烟民生活。
餐馆老板的困惑
让我这杆老烟枪
感到庆幸的是，此次出台的禁烟新规，并没有对个人抽烟进行罚款的规定。也就是说，即使我厚着脸皮在餐馆抽烟，最直接的后果是被“劝阻教育”。
不罚个人，那罚谁呢？罚的是餐馆等公共场所的管理者。按照这个《公共场所禁止吸烟范围的若干规定》，餐厅、网吧等公共场所的管理单位，有义务派出专门的检查员对所管理的公共场所禁烟区域进行检查监督，如果出现违反法规的情况，管理单位将会因禁烟监管不善受到行政执法的处罚，目前处罚的细则还在制定之中。
据了解，在该法规进行草案征集时，本来有检查员直接对个人的处罚规定，10块钱，后来征求意见后取消了。相关人员透露，修改的原因是“还未全面实施禁烟，处罚个人不合适”。
这种貌似“转嫁责任”的方式遭到了一些餐馆的强烈不满。在这之前，眉州东坡酒楼(六里屯店)是唯一一家自觉推行全面禁烟的北京中餐馆。酒楼所属集团的常务副总郭晓东对记者说，从去年10月8日起，六里屯店开始实行全部禁烟，店内撤掉了所有的烟灰缸，停止出售香烟。
“有些就餐的人，因为不能抽烟而离开的情况也发生过。”郭晓东承认。刚开始禁烟的头一个月里，六里屯店的营业额下降了5%—8%，后来慢慢地恢复了一些，现在的营业额甚至比禁烟之前还要好。“禁烟是好事，是个世界大趋势。提供一个卫生文明的就餐环境，本来是我们的职责。”
但说到此次规定不处罚个人，只处罚公共场所管理者的做法，他表达了自己强烈的不解和不满。他对记者打了个比方：“如果有人到我们餐馆来抢劫，这肯定是犯法行为。我们有责任立刻报警，但如果因为这里发生了抢劫事件，就要罚我们款，是不太合适吧？！”
说到这里，郭晓东的语调明显升高了很多，话语夹杂着几丝愤怒。
作为北京禁烟的实践先锋，郭晓东建议相关部门制定政策的时候，应该慎重，应该考虑实际情况。“来的都是客，我们引导是可以的，但要我们强制客人做什么不做什么，不合适。既要我们服务，又让我们执法，这两者本身是有矛盾的。”他坚决主张，对个人应该处罚，这样的禁烟令才能令行禁止。
随后，记者又实际探访了数家餐馆与网吧，包括全聚德、麻辣诱惑、海底捞火锅等已经分设吸烟区和无烟区的餐馆，得到的回答都是一致的：还没接到上级关于全面禁烟的通知。
西城区一家社区饺子店的李姓老板对记者坦言：“我这店就30多平米，让我设一个无烟区根本不可能。来吃饺子的顾客都是熟客，让我来监督他们别抽烟，这口不大好开。”说这话的时候，几位顾客正在他身后吞吐着烟雾。
如果考虑到李老板的顾虑，那我前面提到的那次虚拟禁烟经历，极有可能出现第4种结局：禁烟令实行后，我在餐馆跟往常一样悠闲地抽烟，结果没有人理睬我。
从可操作角度，北京禁烟令实行的难度，也许比相关部门想象的要大得多。
战争还有很多对手
由于禁烟令出台的奥运背景，此次北京禁烟得到了世界范围内的关注。英国《泰晤士报》4月1日做了相关报道，文章题目充满了质疑的意味：奥运会：北京能否阻止400万人在公共场合吸烟？
新华网转发的一则国外媒体消息更值得玩味：中国体育总局某官员对人们说，北京奥运会将促使中国人采取更健康的生活方式。说完这番话后，他走到室外的禁烟走廊，点燃一支香烟。美联社评论说，这位官员的举动说明，中国展开禁烟行动将面临艰苦斗争。
而北京禁烟令在普通市民中引发的反应，可谓是冰火两重天。
在一家网站工作的小君饱受二手烟之苦，她对北京的禁烟令拍手叫好。“最好大街上也不让抽烟，才彻底呢！”早在今年1月份，人民网就发起了主题为“北京禁烟范围将扩大”的网络调查，初期结果曾经拥护者过半。
不过，记者日前再次查看这个调查结果，发现有57.2%的被调查者“坚决反对”扩大范围，理由是：餐厅、通道都不让抽，何处吸烟？——这无疑反映了很多烟民的“心声”。
北京西城区北礼士路一段不过50米的路两侧，专门的烟店就有4家，此外还有销售香烟的两家超市，记者已经是这里的常客。走进其中的一家烟店，老板杨先生热情地招呼：“还要盒一支笔？”
杨先生开这家烟店已经6年多，通过报纸他也听说了北京要禁烟的消息，不过他对此满不在乎：“对我不会有什么影响，大家肯定是该怎么抽怎么抽，不信你等着看！”他一边说着，一边把柜台上的烟灰缸推到了记者前面。
杨先生介绍，他的烟店平时主要供附近的居民消费，但一到逢年过节，成条的高档烟销售量就猛涨。搜狐网健康频道的一个调查同时显示，61%的人认为敬烟是一种有效的交际手段。很多社会学者也认识到，对烟民来说，抽烟是一种享受或者习惯，但对更多的国人来说，见到新朋友递一支烟是一种社会交际的方式，高档香烟还是送礼的首选礼品。
这是中国独有的“烟文化”，禁烟令出台后，这种文化将成为这场禁烟战争的主要对手之一。
令人忧虑的是，距打响战争的时间仅剩20多天，但从目前的实施细则、执法单位以及与公共场所管理者的沟通等环节上看，有关部门的准备明显不足。
市法制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对记者称，处罚细则还在制定之中。负责禁烟检查的爱卫会对外电话一直无人接听，记者拨打网上公开的部分区县级爱卫会电话，话筒的提示音回答竟然是“没有这个电话号码”。受访的所有餐馆老板，都表示目前还没有收到有关部门的禁烟令。这一切，使得这场战争更像一场“无准备之仗”。
如果这场战争不能取得预期战果，除了烟草现实的经济收益，关键还可能就在于不足的执法力量与强大的烟文化基础，就如同钝弱的矛与坚固的盾——如果以钝弱之矛，攻坚固之盾，其果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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