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于2007年
少年杀母事件
幽暗的城中村小巷，偶尔有老乡经过 图 大食
《南方人物周刊》实习记者 林珊珊 本刊记者 尼克 蒋志高
一
张明明决定杀掉他的父母。
这个想法在他脑中盘旋了差不多两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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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只有杀了我的父母，才能让我多年积累的仇恨得到释放，让我真正地过着无拘无束的生活。”
1991年11月25日，陈菊生下了他；2007年6月12日，他将陈菊打晕、掐死，然后割喉。
其间，陈菊打开大门惨叫一声，但门很快又被关上。那就像荒林里一声绝望的鸦叫，一切又恢复了寂静。
这幽暗的小巷的深处，有一个拐角，几栋四层高的楼房围成一口天井，张明明的家在这儿。抬起头，天空依旧是一条狭长的线，被错综复杂的电线切割得支离破碎。一米多宽的小巷两边房门紧闭，垂吊的女人内衣透着湿气，牛仔裤则似乎长年挂在一边，一动也不动。还有一个个小口子，连接更小的巷子，有时候，一个安静的小孩跟着一个女人拐进去，或者，一个谢顶的中年矮男人藏在巷里，睁大眼睛瞪着过往行人。声音从远处隐约传来，光亮在100米外的巷口。
那天下午，父亲张柱良就从这个巷口逃了出来。
二
“今天是个好日子……”在广州
一家嘈杂的手机卖场，劣质的音响播出的音乐就像是暴发户在大声说话。
张柱良抽着红双喜，手微微地颤抖，烟雾轻轻袅袅悬浮着空中，他的目光飘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数十年后，有一天，我们也会经受这样的疑问，你收获了什么。张柱良的答案是：赚钱。
1994年的春天，我只身来到广州。想象中的广州很繁华，但不是那么回事。站前路那家大酒店当时还只是一个大土堆。下了火车，我看见到处是赛马的宣传，涌动的人头。我挤在人群中寻找大哥张光荣，来之前，他对我说，下了车说找河北老张，他们都认识我。可当时大哥在花都。当晚我睡在韶关大厦下面的广场，半夜一拳头打在我胸口，我惊醒过来，丢开旅行包逃走了。接下来的两天，我在车站晃来晃去，检查人员盯着你，你吐口痰，丢一片纸屑，就跑过来，罚款十元。我仅有的四十块钱很快被罚光了。我只能帮人提提行李，两三天就混过去了。
我跟随大哥卖黄牛票。那时火车站的生意真好，天天都像春运。那些人排着长长的队伍，到了窗口，售票员就说没票了。我们就凑上去问，老乡，去哪的，帮你买票。我们很容易拿到票，他们售票的每天回家两个口袋满满全是钱。仅做了两三个月，我就做不下去了，我总问到便衣，而且，骗人这事我干不漂亮。当然，最无耻的不是我们，而是那些敲诈的。他们夺过旅客捏在手里的票，“给我一百块，不然把它撕了。”
接下来将近十年，我几乎都在当保安，跟过服装场、酒吧、夜总会、地下赌场……
1996年，你知道，到处都是歌舞厅。那时我在沿江路一家歌舞场当保安，圣诞节那晚，门票200块钱一张，等着跳舞的人排着长队挤在阳台上。那一年前后，我认识一群流氓。我们四五十人自称河北帮，帮人看场、收债和打架。老大一叫集合，我们就抡起水管、排骨刀，涌上去往人家背上胳膊上乱砍。有吃有住有玩，我们都很乐意。我们被抓进派出所无数次，又放出来。
当时，大哥承包了几家酒店的洗碗活，几十个工人都是去火车站找的那些没饭吃无家归的人，提供吃住，一个月350元，大哥每人赚上一百。老李是这些流浪儿中的一个，后来他结识了赌场总经理，就介绍我去当保安。老李后来失踪了，那时我就知道，我们这些人都是不长久的。
那是1997年，一个地下赌场每天赚上十几万。只要我站在那里，就会忍不住想赌。结果工资刚发，一眨眼就输光了。一想到该寄钱回家，我就特别紧张。到了年末，赌场闻风警方要大规模打击地下赌场。我们就自行解散了。
1998年，我在一家楼盘终于当上正规的保安，到了2001年，还混上了保安队长。可是，不久，开发商与物业分家。我又失业了。
我重新回到赌场，这下赌场都是先进玩法了，最主要的是玩老虎机，还有一些黑网吧。一次警察来检查，我们立刻赶走所有的少年，但还有一个少年玩得入迷怎么也不肯走，就被我们打了。再后来，他的妈妈闯进来了，操起凳子往电脑砸过去，我就骂她：“是你儿子自己要来的。我们又没强迫他。”
2003年，我开始和老婆在广州卖烧烤，到了2004年，老婆说儿子也大了，让他来帮忙吧。于是，我们一家三口住在瑶台，相依为命，靠卖烧烤为生。
三
这是瑶台，离广州火车站不远的城中村。一座不夜城，夜幕降临，它的黎明刚刚开始。浓烈辣椒味混着啪啪炒菜声弥漫在小巷里。夜晚九点钟，才起床不久的张柱良踩着他的黑色28吋自行车出发了。
车后架上躺着一个泡沫箱，里面堆着鸡翼、鸡腿、羊肉串、秋刀鱼……盒盖上倒扣着两张小凳子，茄子、菲菜陷在里头。紧跟在他后面的，是儿子张明明，骑一辆26式自行车。8点半，他准时从网吧归来，把一张沾满油污的长方形小桌子，烧烤炉紧紧绑在车架上。此时，陈菊刚刚上了香求完平安，关上灯，锁好门窗，也出门了。
张柱良经过一个小店，几个外省大娘在看电视扯家常，店主是一个穿着睡衣的微胖男人，几个小女孩呱呱地吵。往下走一点，有一个公用电话店。窄小的店面里，散散落落地在墙边摆着几部电话。
这一家人在三元里一带卖烧烤，过着日夜颠倒的生活，晚上九点钟出档，凌晨三四点收档，然后睡觉。中午醒来，切肉、洗菜、调料、串羊肉串。晚上再睡上两个小时，又出档了，日复一日，如今是第五个年头了。
这一天是2007年6月11日，只是时间洪流中一个不起眼的小日子，却足以拒绝这个家庭继续前行。
四
张柱良往左拐出小巷。这条街总是这么热闹。穿开档裤的小男孩在路中间嗑瓜子，鼻涕滴答、懵懂地看着你，中年男人围成一桌桌喝酒、搓麻将，小摊贩的玉米、番薯散发出热腾腾的香气，手机店里各种音乐混杂着人声车声孩子的哭闹声鼓捣着人们的耳朵。
在路的尽头他向右拐，那是一条阴暗狭小的路，只能推着走。下午四点钟的时候，这条街还很安静，到五点半，每走几步就可以看到一个站街女。
有时她们抓住他的手，“要不要？”他骂道，“每天都看见我经过，还抓！”他厌恶地甩开手。
可有时，他也心生同情。一天中午，他在街上乱逛，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孩，穿着短裤，黑色男装背心，呆呆地站在前面。突然，她大喊大叫，闯进档口，拉住一个男人的衣角，哭喊着：“爸爸，别不理我！”那男人用力地踢开她，她又闯进另一家铺面，又被狠狠地踢在街上。他看着她，真想把她送到派出所。但很快，他打消了这种念头。这些人都认识他，很多双眼睛盯着他。他只是想着，这个倔强的女孩子，一定是想不开，受不了，被生活逼疯了。
要是软弱一点的，就屈服了，不久后还会招来同乡姐妹。她们或许在火车站流浪，或许是离家出走的，被骗到一个地方，卖淫。在这个街头，他撞见过七八个神经错乱的小姑娘，有的乱跑乱叫，有的痴呆地望着天。此后，便永远地消失了。
眼下，这条路成了一个小经济地带，人们在这卖手机、食物、性用品、药品。
几分钟后，一家人挤出瑶台村，来到广园西路。一条宽阔的街道就在脚下延伸了，到处都是汽车，高架桥上的疾驰而过，地上的拥挤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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