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结束的“两会”上，有20多位全国政协委员提交提案，希望中央进一步授权深圳
进行行政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提案引发各方热议，舆论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春风将再度从南国掀起，此提案被认为是两会间令人振奋的好消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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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充分说明公众对于国内政改的期待，现在这一期待落在了曾引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先锋城市深圳身上。
但我们在媒体关于这份提案的报道中看到，政协委员所提基本属于深圳行政及立法扩权的诉求，如果仅从这些角度出发，这份提案显然仍难完全体现公众对于深圳政改试验的期待。
简单的行政扩权，无非是要求中央赋予地方更大的机构设置、人员编制方面的权力，立法权则希望扩大到《立法法》所限制的范围之外，比如财税分配等。
行政架构的改革权力从深圳建立特区之初就已具备，深圳在建立特区最初20多年，一直沿用“小政府”的行政架构来管理经济和社会，只是近几年才自动向内地靠拢。深圳的公务员编制问题的确一度困扰当地官员，但近几年广东和中编办已给深圳开了相当多的绿灯，比如深圳警察的数量就在短短几年间数量翻倍。尽管深圳仍分特区内外，但在有关方面的支持下，特区内外的一体化在急速推进，新关口要增就增，二线关早已虚化，而立法覆盖面的局限早因行政管理的一体化而大部分化解。
中央高层领导多次强调深圳还要“特”下去，但深圳确实曾在一定程度上将自己一直拥有的改革特权抛弃，某些方面已混同于一般内地城市。现在，对于深圳来说，解放思想、推进改革，绝不能再停留在继续向中央要求简单的行政、立法扩权。
深圳近几年最大胆的一次政改尝试，是在六年前提出“行政三分”的政改方案。该方案的核心内容是将深圳的行政机关分成三类：决策局，执行局和监督局。决策局和执行局为行政绩效指标合同关系，监督局则直属最高行政首长，对上述二者进行绩效考核和监督。这是一个旨在解决行政管理权力过于集中并且失去监督的较为大胆方案，但该方案2003年热闹推进了短短一年便悄无声息地搁置了。据说原因是深圳报给中央后未得到明确批示。
回溯以往，我们还可以想起深圳蛇口工业区的袁庚老人在1983年开始的一场试验，对由蛇口工业区建设指挥部改制而成的第一届工业区管委会的最高领导班子进行民主选举，袁作为当时的建设指挥部负责人参与了是次选举并成功当选。在第二届管委会的选举中，进行了更大规模的改革试验，要求候选人对蛇口地区全体符合资格的选民陈述政纲并接受选民提问质询。这样的民主实验坚持了近十年，现在蛇口的老人回忆起当年的场面还热血沸腾。
这就是当年改革者的勇气，因为等待明确的批示或答复，恐怕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一辈子也别想。
对照改革开放以来历任中央最高领导对深圳的叮嘱，无不是要求深圳更加“特”下去。但怎么“特”，始终是考验特区的勇气和智慧的问题。深圳最近数度与内地城市争夺所谓改革试验区，每次无不铩羽而归，原因耐人寻味。
不断在争夺更大优惠和行政权力上下功夫的深圳特区不是人们期待的特区，提不出突破性政改方案的深圳亦不是国人期待的政改特区。行政三分未必是政改的最好结局，但至少具有方向性的突破，而今天所谓要求中央授权深圳扩权的政协提案，却无论如何都没有体现出公众在这方面的期待。深圳惟有拿出当年袁庚等人“不反对即是同意”的“不怕杀头”的勇气，为中国的政治改革树立榜样、提供经验，或许才是检验特区能否“特”下去，而非逐渐滑向一个普通的“沿海开放城市”的关键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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