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关注的许霆案一审重审结果宣布，广州
中院以盗窃罪判处许霆有期徒刑五年，罚金两万元，追讨其取出的173826元。许霆当庭表示不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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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际来看，许霆上诉与不上诉其实已无多大区别。如广州中院在宣判书中所陈述的：“经最高院批准，遂作出上述判决。”既然最高法院都已批准，就算许霆上诉到了广东省高级法院，又如何能推翻这一已经最高院批准的“一审重审”？更何况，根据之前的报道，广州中院本就经由广东高院“逐级请示”到最高法院的。如果广东高院对许霆案没有不同认识，根本就不会有“发回重审”，更不会同意广州中院的“逐级请示”。
民众关注许霆案，并非关注结果，而是关注这一个案的司法过程。由许霆案所引发的公共议题不仅包括罪与非罪，罪重或罪轻，更包括了平等保护、有效辩护、程序正义、司法独立、罪刑相适应等诸多现代司法理念。进入重审程序之后，公众既担心司法能否打破“官不悔判”的潜规则，又隐忧于承受了舆论重压的法官们会否只顾迎合民意，而不顾手中所操持的是司法权柄，本应唯法是从。民意沸腾与独立审判的碰撞，会否令本就欠缺独立主张的司法再次失去其应有的品格，从而洞开民意干涉司法之管道。从理论上说，尊重民意与尊重法律并不必然存在着对立，它们之间应该有着某种微妙的平衡。作为法官，如果硬要说对民意保持视而不见，这似乎强人所难。要的就是走在这样的钢丝绳上，能够心无二致，不为民意所左右。
许霆案一审之所以备受质疑，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判决书中缺乏对“许霆盗窃金融机构罪名”之所以成立的周详论证。公众期待再审判决，很大程度上也期待着一份能够动之以理、晓之以法的精典判词。尽管再审判决书的全文还有待法院和媒体披露，但从现有的公开信息来看，仍难以回应之前的舆论批评。据报道，法院在判决书中表示，许霆构成盗窃罪，符合盗窃金融机构罪的主、客观要件。法院同时认为，许霆第一次取款1000元，是正常取款时，因自动柜员机出现故障，无意中提取的，所以不被法院认定为盗窃，而其余170次取款，自动柜员机在其银行账户上自动扣款的174元，也不被视为盗窃。因此，法院最后认定，许霆实际盗窃金额为人民币173826元。
不过这样的认定，仍让人犯疑。许霆取款171次，为何取出了17.5万元？同一个取款行为，为何多取的999元就是盗窃，被扣掉的1元就不是？因为ATM只划扣1元，那1元就成了“合法支取”，而999元就是“秘密窃取”？将许霆定罪时，ATM机是金融机构；而ATM机响应许霆的恶意取款指令，却又不代表金融机构的意思表示。怎么ATM有时是金融机构，有时又不是？作为储户如何辨别它是不是？许霆有按协议合法支取存款的义务，银行(ATM)是否也有按合同依约支付的责任？以及如何在法律上体现出银行的责任？这些问题都有待再审判决一一化解。如果仅仅是对备受质疑的一审裁判的从轻，那么一直未有共识的司法分歧仍将加诸再审判决———一个已成事实的佐证是，网络上对再审判决的质疑较之原审裁判，似乎愈加激烈。
更为关键的是，再审判决仍认定许霆盗窃罪名成立，且盗窃金融机构数额巨大。依《刑法》的规定，这一罪状的最低刑为无期徒刑。这一刑罚的适用在我们看来，倒不应有多大争议———该争议的也许是立法本身，而不是司法。在制定法国家，法官本就只能依据事实适用法律，而不能创设法律。最高法院若认定许霆可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同样应向公众提供足够的理由。所谓“社会危害不大，情节较轻”，应针对许霆的行为，而不是许霆案备受舆论关注这一事实。让民意的归民意，让法律的归法律，这是处于民意汹涌漩涡中的法官必须做出的选择。问题在于，我们在许霆案的再审裁判文书中，能看到法官的用心良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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