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下午，广州
中级法院就许霆恶意取款案宣布重审判决。许霆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罚金人民币2万元，并退赔从银行ATM机上取出的173826元。法院在宣判书中表示，许霆构成盗窃罪，符合盗窃金融机构罪的主、客观要件。因社会危害性不大，情节较轻，遂作出上述判决。而在四个月前，同一家法院依据同样的事实，对许霆一审判处无期徒刑。正像各方所议论的那样，此案引起过轩然大波。法庭给出如今的结果，尚需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才能生效，许霆当庭表示不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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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无期徒刑缩减为5年刑期，最新的法庭判决更符合舆论的吁求，也与恰当的法律惩戒功能相吻合。对此，民众当然是乐见其成的。无庸讳言，青年许霆能从极其不利的后果中脱身，于绝地里赢得目前的结果，得益于新闻媒体持续的关注。历经此案，相信社会对舆论的正面力量会更加认同。不过，将许霆案的柳暗花明完全归功于媒体报道，忽略司法者在这一过程中的思考与选择却是鲁莽的，也是完全不合适的。归根结底，许霆案的重审判决是法律的胜利，体现了司法过程的法律成长。
的确，许霆案发生直至一审判决之后，历经广州两会、广东两会和全国两会等舆论窗口期。各级代表委员都对许霆案抱有强烈的问询意愿，各级政治会议也都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广泛讨论。在此期间，某次全国高级别的法律研讨会在广州举行，还将其列为专门议题。在此情况下，许霆案受到舆论充分浸染，再经过诸如此类的连番发酵，许霆案凝聚了法官、法学家、党政官员以及大众的普遍愿望，亦即：至少不该是无期徒刑，起码应当在程序上对正义的期待有所回应。
舆论作出这么多表达，且与司法公正遥相呼应，双方都停留在合适的位置上。正如前广东省高院院长透露的，不存在妨碍司法公正的问题，其实法院内部对许霆案也有不同见解，甚至争论。但这种争论绝非是因应舆情的质疑，而是基于案件本身对法律的冲击，以及法律条文在现时代遭遇的困扰。从维护法章的稳定性来说，一审无期徒刑的判决没有“违法”，尽管它对法条的遵守不无拘泥，但延续的是法律的确定性。而常识是，避免朝三暮四正是法律的使命。可同时，在法院系统内，建立在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基础上，许霆案又指向了法的变化，也就是法的进步。
所谓法律无外乎人情，重审判决突破了固定的法律解释。比如，ATM是否属于金融机构？“盗窃数额巨大”又该怎样规定？许霆案纠缠了某些似是而非的法律理解，法官们也公开坦承了这些矛盾和冲突。从现在的新判决看，虽然要求法律必要的稳定，但法官并不苛求它静止不变。借助自由裁量，重审法庭重新运转，纠正了亦步亦趋的逻辑判断。纵然舆论喧哗，法官仍拥有这种自由的方向感。在这一方面，舆论并不是指南针，提供法官以灵感的不是媒体压力，而是案件本身的歧义。
要重申的是，这里并无贬抑舆情的意思。直言的舆论与理性的法官一样值得尊重。媒体在许霆案上积极报道，供应了密集而又独立的讨论氛围。许霆迎来重审结果，并不意味着法律被打败了，而是用这个结果去证明：法律犹如人类，要活下去，就必须寻求妥协。法官承担着探索妥协路径的任务，永不相忘。这才是法的真正精神。在堆积如山的案牍中秉承这一要义，创造性地促动法律成长，远比将许霆案固化成某一门类的判例更为珍贵。若说许霆案一波三折的意义，恐怕就在于此。
漫长的许霆案或将落下帷幕。一斑而窥全豹。有人借此看见人性中薄弱的德性，有人欢呼公众舆论的威望，还有人试图用它来警醒法律的疲惫。总而言之，这不是一个令人乏味的案件，它给法官提供了真正的选择机会。分析各种社会利益，并排列出它们的重要次序，重审判决权衡考量，已说明一切。它也宣告一种新的是非标准由此产生。而在它的流程背后，是一群思绪纷飞而非抱残守缺的法官，他们鼓足勇气，最终没有令法律在歧路前失掉它的荣誉。胜利属于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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