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审亦无罪，赔偿杳无音
与当年主办检察官口角，遭其兄带一伙人持铁棍上门武力相对。“闭门”在当地民间被认为是奇耻大辱
2004年5月，在无罪释放4个月后，江舸、缪建平向余干县检察院提出国家赔偿。另外，江要求对方赔礼道歉，支付身体、精神损害补偿费及律师费45万元，缪要求支付16万元。
此前，两名法官已持续向有关部门上书，要求追究主办检察官的责任，包括违法连续拘传、刑讯逼供、徇私枉法等。
他们没有等到任何答复。相反，这年11月，江西省检察院对此案抗诉，案件进入再审阶段。
2005年5月13日，省高院裁定驳回抗诉，维持原判。判决书里，对叶财兴自杀的原因作了进一步厘清，“是盛正科指使他人作伪证。”
8月31日，两名法官终于在县检察院得到回复，“检察长说最迟9月底10月初之前，一定启动国家赔偿程序。”但9月30日，“他们又说，省检来电说还要再抗诉。”
事实上，检察机关至今并无抗诉。
9月，县纪委一名副书记找到缪建平了解情况，缪打听到，市主要领导在他的举报信上已经批示，县纪委正在调查，但后来再无实质进展。
10月，缪建平和江舸来到上饶市检察院申请赔偿复议，与一名处长发生言语冲突，“几乎要动手打起来。”两个月期限过去，仍然无答复。
他们等到的只有，省高院维持原判后，余干县直机关工委姗姗来迟的一纸决定———被免于党纪处分。
2006年1月10日，两人向上饶市中院赔偿委员会提出赔偿申请。但至今，两年多过去，依然杳无音讯。
5月10日，在县法院大厅，缪建平碰到县检察院反贪局局长刘新娥———她曾是调查缪案的主办检察官。缪建平对她说：“我去检察院办事，几次都要我出示证件登记，来到我们法院也请你出示证件。”双方发生口角，被众人劝开。
当晚8时左右，缪建平在外接待外地法院来人，一群身份不明人员来到缪家，高声呼喊要缪出来，并打砸铁门。缪建平猜想与白天事情有关，打电话给法院院长，院长表示会与检察院检察长处理好此事。
不明身份者离去后，缪建平回到家中。法院两名副院长和检察院纪检组长也来到缪家进行安抚，表示再也不会发生类似事件。
但第二天早上7时不到，一伙身份不明人员再次围堵缪家门前，刘新娥哥哥就在其中。据缪建平说，这伙人头戴头盔，手持铁棍，刘新娥哥哥高喊：“刘新娥弄得你坐牢没坐够，今朝我捂（打）死你！”他们把铁门砸开，但被邻居劝阻和及时赶到的110巡警制止。缪建平岳母在惊惶中把左脚扭伤。
刘新娥对第二次围堵予于承认：“家里人去了，弄坏了锁。”她将此归咎于缪建平的责任：“他在法院大厅里当众侮辱我，在楼梯间还打了我，只是没有旁人看到。”
刘新娥认为，当初即使办的是错案，也不是个人错，是单位错。
在余干等地，一伙人上门武力相对叫做“闭门”，民间认为是这户人家的奇耻大辱。对于此次事件，余干县委先是拿出一个协调意见，要求缪赔礼道歉，刘再赔偿他50元门锁损失费。刘新娥表示满意：“领导从大局着想，还是公正的。”
但缪建平认为颠倒黑白，拒绝道歉，适逢县里召开两会，他找到代表、委员住地反映情况，并最终找到县委书记，“他说我要求刘新娥出示证件是错误的，但刘新娥家人来我家闭门，性质更严重，答应在法院院长和检察院检察长之间再行协调。”
之后，与以往每次努力之后一样，又是不了了之。
“黄金年华拖在了这起冤案上”
被“双规”前，缪建平刚获得省高院颁发的“人民满意的好法官”荣誉，江舸也被县法院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缪建平无罪释放后，很少去上班，除了为国家赔偿之事奔波，多在家里休养。他说，检察官讯问他时，多次警告他，“不按我们要求承认，就送你进看守所，让你和你审判过的犯人关在一起”，10个月牢狱之灾让他精神受到刺激，身体不好，有时想起往事，眼前发黑，似要晕倒。
今年起，江舸虽仍去法院，但不再办案，因为“阴影时刻缠绕”着他，他无法保证冷静断案，“作为一名法官，自己的权益都无法维护，又怎么去维护别人的权益？”为此，在一次单位大会上，他开玩笑说：“我现在是不务正业。”
两名法官对国家赔偿看得很重，“作为法官，应该得到这基本的公道。”另外让他们委屈的是，在一些人眼里，他们无罪释放，只是因为得到了法院“自己人”的照顾，而检察院一直对此不服，只有对方作为赔偿义务机关实施国家赔偿，他们才得到世俗意义上的清白。
被“双规”前，缪建平刚刚获得省高院颁发的“人民满意的好法官”荣誉，是县法院排名第一的科级后备干部人选，江舸也被县法院评为“优秀共产党员”。6年过去，县城郊区已另造新城，县法院变身成一栋超豪华大楼，身边的同事包括当年主办检察官接连升职，2005年县检察院还被评为全国先进检察院，而缪建平和江舸还在“原地踏步”，“我的黄金年华拖在了这起冤案上”，缪说。
6年过去，熟悉此案的有关领导也纷纷升迁或调离，两名法官发现，领导们原来所谓“解决”的承诺，实际上就一个字———“拖”。
县法院上一任院长临走前，分别对两名法官表示歉意，江舸说，送走院长后，他绕着法院大楼走了半圈，无声流泪，“我听出他的无奈，想帮助我却有说不出的阻力。”
最近，现任院长对他们的表态是，会督促中院赔偿委员会审理，但结果如何不是他能掌控的。
与4年前一样，余干县检察院和上饶市中院再次婉拒本报记者采访，后者的理由依然是———“需要省高院颁发政法记者采访证。”
国家赔偿久拖不决，缪建平渐渐变得脾气暴躁，容易激动，有时记忆会出现短路，一名朋友说：“他说话现在很啰嗦，很明白的话要颠三倒四地讲好几次，生怕别人听不懂。”
江舸也承认：“我压力太大了，可以说，我过的不是一个正常人的生活，有时想到国家赔偿毫无进展，就会有发疯的感觉。还好，我的家人给了我最大安慰。”
有一次，单位领导告诫他，向有关组织反映问题时脾气不好，要注意方式方法，江舸就顶了一句：“谁不理解我，我也不理解他。”
县法院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法官透露，大家对他们俩原来很同情，但他们好像总是责怪法院没有尽力解决，有些人就生厌了。
缪建平和江舸似乎也在有意和原来熟悉的圈子隔开，他们更换手机号码，轻易不告诉别人。而原来，他们都是喜欢扎堆的人。
坐在咖啡馆里，江舸谈起国家赔偿来心态复杂，有时振臂高声说：“相信法律，相信组织，”一会儿又语气凄凉，“感觉人往下坡路走，越走越滑，真不知会出什么事。”
最后他说，实在不行就进京上访，“原来我们一直很克制，就怕影响了法官和法院的形象。”
在中国，像缪建平、江舸这样为争取国家赔偿而不得的人屡见不鲜。中国行政法学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杨小军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国家赔偿制度隐含的错案责任追究制。
缪建平说，余干县检察院迟迟不愿实施国家赔偿，就是担心赔偿之后，当初案件主办检察官将遭受错案责任追究，甚至有清除出检察队伍的可能。
6年过去，江舸自杀留在胸口的伤疤，像一条毒蜈蚣盘踞在那无法抹去，阴雨天里这里会隐隐作痛，江舸说，更痛的是心里。
采写/摄影：本报记者 袁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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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行政法学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杨小军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国家赔偿制度隐含的错案责任追究制。
据介绍，目前，党政机关、司法机关均有问责制，赔偿义务机关一旦承诺赔偿，将面临两难境地：申请国家赔偿费用，就必须向上级部门申报，将自己的违法或过错行为曝光，不仅可能因此被追究责任，还可能被一票否决，影响政绩和仕途升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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