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鞋商的破产阴影
记者 叶伟民 实习生 古松柏 广东东莞、江门、广州报道
新《劳动合同法》让劳资双方纠葛增加。2007年底，惠州一工厂里近千名员工由于不满公司新规定实行“罢工”。 记者 田飞 摄
踌躇再三，再踌躇再三。
在一堆凌乱的账单前，王启华最后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工厂最近三个月财务状况严重入不敷出。
3月14日，全厂26名工人被召集到只有两张大圆桌的食堂里，王在他们面前直言工厂随时停产的可能性。
36岁的广东江门鞋商王启华平生最大的理想就是把自己一手创立的“宏发鞋厂”保住并代代相传，但这个朴素的心愿看来是无法延续了。闹哄哄的会场因为这个糟糕的消息而安静下来，人们开始沉默、抽烟、摸头发。
一向率直的王启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吞吞吐吐，他实在不好意思告诉他的员工们，自己现在除了勉强凑足当月的水电费和设备维护费外，已无力支付工人工资和厂房租金。
结果多少让人沮丧，但王启华别无他法，他甚至想好了该以何种方式告别13年的商海生涯——喝一瓶酒，或唱几首歌，总之要尽量忘记这个倒霉的春天。
当然，这个倒霉的春天并不止属于他一人，在他所在的珠江三角洲，数以万计的中小企业主正遭受着一轮来势凶猛的产业震荡。千家鞋企倒闭、15%玩具厂关门、万余家外资撤离、恶性裁员……珠三角这个声名显赫的“世界工厂”，在2008年春天，来了一次产业自身积弊和内忧外患共同作用的总爆发。
随之而来的，还有众多淘金者梦碎的声音。
这个黯淡的春天
走过凌乱的缝纫机车间，空荡荡的仓库以及弥满着机油、皮革气味的主生产区，如果不与无所事事的工人打招呼，王启华不用半分钟就可以穿越这个只有1000平方米的私营小厂，进入办公室。
一张来自香港
破产管理处的公函平铺在王启华凌乱的办公桌上，上面整齐规范的繁体字告诉他，他要找的经销商已经破产。这意味着，对方欠王启华的28万元货款已彻底失去追回的可能。
心有不甘的王启华还是给对方打了个电话。那个香港商人一听是债主，马上语锋一转，大骂王是个不懂规矩的穷鬼。
王启华在苦笑中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但所谓工作，不过是巡查一下那几台安静的机器，或者到处联络经销商招揽订单。春节前后一段时间，工厂每个月只生产了500多对鞋，还不到正常产量的两成。连续多月高达万元的赤字让这个小厂不堪重负，徘徊在倒闭的边缘。
“真是场灾难。”58岁的前江门纸品商张永安神情复杂地站在他那座5层高的厂房前——如果它现在还能叫做厂房的话。
就在一个多星期前，他把这里分租给一个餐厅、一个网吧和一个旅馆，已没有人记得那里曾是他苦心经营30年的商业王国了。2008年1月，张永安因流动资金严重衰竭而关闭了原来400人的纸品厂。“用这种方式退休让我感到羞耻。”
而在这个倔强的男人身后，是一片新兴的工业区，已停转的吊机和冷清巨大的厂房不难让人想象往日的繁忙。
灾难其实在2007年就已经显现。去年佛山玩具商张树鸿自杀事件，给了珠三角玩具业带来压力和恐慌，随后各种出口等限制政策接踵而来。
“广东地区五六千家鞋厂中，已经有一千多家倒闭。”去年11月，亚洲鞋业协会一项调研数据将珠三角制造业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上。此项数据还称，有超过75%企业正考虑前往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和中国内地。
像碰倒了多米诺骨牌，由鞋业发轫的“倒闭潮”弥漫了珠三角玩具、纺织服装、家具等多个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引发整个产业“倒闭链条”——从原料供应商、生产商、服务商、物流，到那些为外地来的人开的菜馆、街边士多的关门。
“新劳动法、纳税负担、环保法规和人民币升值等都在挤占劳动密集型行业本已微薄的成本空间。”全球知名财经类媒体《华尔街日报》分析这次珠三角产业震荡时，引用了瑞士银行经济学家乔纳森·安德森的话——今年可能是中国制造厂商盈利能力终遭重创的开端。
“这一切来得太突然。”王启华说。
变化似乎是一夜之间，但事实上，这是一场潜伏已久的爆发，一些长期积弊积弱的中小企业，长期以来在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涨价、劳工荒等不利因素夹击下的一次总爆发。
一个私企成长范本
16岁那年，初中毕业的王启华离开了老家广东电白县，到东莞一家台资鞋企打工。
此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第10个年头，依靠大量引入外资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珠三角一跃成为南中国最大的经济体，也逐渐奠定了“世界工厂”的地位。
进厂不到一年，王启华就跟一位性格投缘的老师傅学会了一手拉线的绝活。这得到了老板和一个年轻女工的青睐，前者把他提拔为车间班长，后者则在1991年嫁给了他。
1995年，已升至厂长助理的王启华自觉有足够的信心和经验独立门户。那年夏天，他和妻子来到江门农村，租了一个旧祠堂，请了两个小工，办起了第一个小工厂。
没有企业管理，没有企业文化，也没有营销推广，和广州大多数早期本土企业主一样，一心想着勤劳致富的王启华包揽了从厂长到送货员的所有职务，进行家庭作坊式的运作。
“那时候做一双鞋能赚30多元，上家还排着队请你做。”供不应求的鞋业市场让王启华积累了第一桶金，小厂也很快从祠堂搬到了正规厂房。
在王启华的小工厂稳步发展的时候，世界制鞋业此时也已经初步完成了向中国转移的进程，“中国鞋”逐渐步入黄金时期。一双双物美价廉的皮鞋源源不断地从中国工厂运出，然后摆上世界各地的货架，相当程度上承载了“made in china”的国际形象。
而这段黄金时期也最终促成中国成为日后世界最大的鞋类生产和出口国。现在，世界上每10双鞋里，将近有7双产自中国。
1999年盛夏，一次自费参加的行业协会考察活动，王启华在东莞一个大型厂房面前陷入沉思：这里有终日轰鸣的机器，有条不紊的流水线和衣着统一的工人，仿佛整个工厂就是一个浑然一体的大机器。相比之下，他的小工厂简直处于原始社会。
他要扩大工厂规模，他七拼八凑地借来50万，买下一整套二手台湾鞋机，使工厂基本实现了生产自动化。
2001年前后，当王启华开始分不清工人们的名字时，他知道自己的工厂正在加速膨胀，他需要人来帮他管理。几乎不用思考，他就选择了家族经营的方式。“自己人信得过”。
厂长是妹夫，财务是小舅，姐夫也拉来管采购……这个平均学历只有初中的大家庭开始主持工厂的运转。由于缺乏现代企业管理经验，工厂长期处于人浮于事、奖罚不明、效率低下的状态。
纵然如此，王启华的工厂还是在2002年达到了顶峰，人数过百，年产鞋量逼近20万双，固定资产将近两百万元。
但新工人数量的膨胀和摊子的变大，还是分散了王启华精力。他曾经非常重视的上岗培训最终也变成了走过场般的程序。一些新手只学习了半天，就被推上了流水线。这终于酿成大祸：一个对操作规程还一知半解的四川姑娘的右手截断在注塑机里。这一次，王启华赔偿了3万多元。
亲戚们各自为政，拉帮结派很快就让王启华的工厂变成了是非场。一次偶然查账，王启华发现，这些“自己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揩工厂的油。
这其实也是早期中国私营企业的真实写照，管理保守、高度人治。据当时有关资料统计，中国私营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7年左右，和这种与生俱来的局限性有相当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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