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大讲坛·学术论坛
时间：2007年12月8日
主讲人简介：袁奇峰，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注册城市规划师，教授级高级规划师。曾任广州
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
明年就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了，这三十年，“发展才是硬道理”，是中国历史上最精彩的三十年！今天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发展与和谐、发展与公平的关系可能会吸引更多的关注。
用学术话语讲，现阶段的中国城市政府是“发展型政府”。如果说得更透彻一些，现阶段的中国城市政府实际上是一个“准企业化”的政府，所有城市政府都在经营城市，这与国家的整体的财税体制有关。
1980年代农村的改革就是把农民的劳动投入和产出结合起来，农民的积极性就爆发出来了。1990年代“国有土地转让制度”和“分税制”使城市政府也像农民一样爆发了积极性！经济发展了，税收就可以增加，可以做更多的市政工程、做更多公共事业，政府的政绩就出来了！虽然现在有人批评，地方政府过于强调政绩观。不可否认“政绩工程”确实有很多负面作用，但是总比什么也不干好吧？！你追我赶的发展城市经济，提供公共服务，国家的发展就被推动了。当然决策要科学、民主。我今天的讲座就基于这样一个大背景和角度来展开。
广州市今年可谓是“政策频出，眼花缭乱”的时期。以前城市政府主要是考虑怎么发展经济，而这一届政府则更重视运用公共财政改善民生。政府确实应该在二次分配中起重要的作用，但是如何分配却需要很高的智慧！
应该建设大规模的“新社区”吗？
2007年11月28日，广州市3148户的贫困居民一次性地解决了住房问题。这确实是一个令人激动的具有历史性的日子！以广州市今天的经济实力，在二次分配时可以更多关注弱势群体，为他们解决生存的问题，这确是城市政府的应有之举。
金沙洲新社区是广州目前在建的最大的新社区，主要提供给“双特困户”———居住的困难户和收入的困难户，换句话说就是给城市里的穷人居住。问题是，为什么要把这么多的贫困人口集中、大规模地放在一个小区里？
二次大战之后欧洲进行“废墟重建”，因为经济的高速发展对土地的强劲需求推动了贫民窟的改造。巴黎、纽约、伦敦等都建设了大量公共住宅小区，当时解决了大量贫困人口的居住问题。
但是到了1970年代后期和1980年代，这些环境非常优美、设施非常漂亮的地方由于大量穷人聚居在一起，被称为“失败者”的社区，在不断的筛选过程中，留下的就是越来越差的人，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于是就出现了美国圣路易市于1972年33栋11层高共2870套住宅的普鲁依・艾格居住区被炸毁的情况。
J・雅各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一书中指出：“多样性是城市的天性”，因此应该主张“小而灵活的规划”，认为不能使贫民窟“非贫民窟化”。她说：“大规模计划只能使建筑师们血液澎湃，使政客、地产商们血液澎湃，而广大群众则总是成为牺牲品”。
当然这里涉及到社会学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居住分异”———在完全市场化的住房市场上，“居住分异”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因为收入不同导致支付能力不同，市场的价格自然把人筛选了一遍，有钱人住在一起，穷人住在一起。更何况自古就有“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之说。
但是，市场导致的“居住分异”在社会学家看来是反“和谐社会”的居住模式，会在更大的空间层次上成为社会排斥和社会问题的温床，有可能会从空间的隔离演化为社会的对抗。从短期看，我们可能还看不出这种空间分化格局的恶果；从长远看，集体理性缺失的代价将是惨痛的。从维护社会安全的角度而言，打破低收入阶层聚居格局对社会的稳定价值将大大降低社会整体的运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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