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昌文：我最感动的事是，你做的事情读者全懂
沈昌文：那时候我最感动的事情，还不是上面，特别是当时杰出的群众。我们不能不说刚改革开放以后风风雨雨，一会儿批这个，一会儿批那个，大的趋势是解放。但是在风风雨雨中间我不能不把文章改到灰色一带了，就是不明讲了，讲的比较隐晦一点了，用我的语言就叫“跪着造反”，或者叫“提供材料不做结论”等等，材料尽量到马列组里边去找。你比如说你讲新闻自由，马克思讲新闻自由的话多着了。我最感动的是你这样做的事情，仿佛只跟我自己老婆才能讲的通的事情，读者全懂。特别是在穷乡僻壤的老师看了以后就给你一封信，说你这句话说的很好，怎么样，那时候心里很欣慰。
主持人曹景行：所以后来《读书》的变化，当然我不知道你们内部的一些事，或者各个总编，我觉得是不是一个大环境在变？
沈昌文：是。
主持人曹景行：这个大环境这30年就这么走过来了，所以当年的《读书》，你也不能以现在的环境的要求。
周孝正：当时《读书》非常显眼，好像同类的书没有。我们现在要终生学习，书就是载体，现在包括光盘，录像带，这都属于书的广义概念，所以书就是人类的文明成果。所以当时那个理念，“唯有读书高”，你说他表达的有点极端吗？你得学习，活到老学到老，他没有贬低别的行业的意思，所以说《读书》这个名字起的也好，读书。
沈昌文：在纪念拨乱反正的伟大成果的时候，应该把被拨掉的那个乱告诉大家
沈昌文：很重要的就是当时的读者都从文革中间过来的，现在叫拨乱反正，我觉得讲的特别好。你只有经过乱，你才觉得到了“反正”的时候，才觉得如此兴高采烈，如此兴奋。所以我对现在的想法，我们纪念拨乱反正30年，我们喜欢多讲“反正”，我们不给年轻人讲拨乱的那个乱，年轻人不大知道57年是干吗的，文革是干吗的，我觉得这些应该让他们都知道，然后他们才知道改革开放的可爱，才觉得和谐社会的必要。和谐社会我家里的孩子都为了应试，我真是痛心得很。我心想从阶级斗争为纲到和谐社会，多艰难啊，我们简直把心血都用透了，领导我想也体会到这一点了，所以我还是呼吁我们在纪念拨乱反正的伟大成果的时候，纪念和谐社会的时候，应该把被拨掉的那个乱告诉大家，这才能显现出我们的伟大光荣。
周孝正：十七大胡锦涛代表党中央做了一个报告，那里面有一句关键的话，叫“我们的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彻底否定以阶段斗争为纲的错误的理论和实践”。他们就不明白为什么还要有“巨大的政治勇气”，这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吗？他们不知道。有一个西方哲人说的一句话非常棒，就是“充分的认识过去，我们可以弄清现状，深刻的认识过去的意义，我们可以揭示未来，向后看就是向前进。”所以说现在你回忆30年的《读书》就是这个意思，《读书》上写的东西就是告诉你怎么回事，你不知道自己的前辈，就是过把瘾就死，就是我是流氓我是谁，就是爱你没商量，而且现在年轻人都不要孩子，人类不生育，100年就消失，所以他们自以为还做了贡献呢，我说如果作为你个人的选择，无可非议，但是你如果作为一种思潮、舆论，那就要遭到严厉的批评，严厉的批评不是说你非得生。
主持人曹景行：周老师，你这个打出去的散袋，有时候撒出去的面比较广一点（笑）。我们就讲解放思想这个事，现在有一些干部到一个地方，然后他说我们要解放思想，然后说第几次解放思想。解放思想讲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过什么叫解放思想？首先30年前的解放思想是一个乱到极点的时候，那时候解放思想是要准备，有可能你要做右派的，有可能你是要丢官的，至少丢乌纱帽。
周孝正：那时候中国有一个思维，叫宁左勿右。
主持人曹景行：所以说你不管自己的乌纱帽的，你可能会给当时的运动再来一下，甚至有一个人当时唱一首歌，他们担心又要批什么的时候，会不会又要搞运动了。还有解放思想，你要搞清楚你解放到底要什么东西，所以现在解放思想如果从30年我们看到现在就清楚，当年的解放思想是非常艰难的一场斗争。我们说在意识形态领域一步一步的实际上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较量，才有今天的。这个解放思想名词是对的，但是拿来什么东西套上去，所以今天我们请沈老讲讲，现在你说解放思想，你愿意像当年那样的勇气、胆量，至少你不怕丢官。
周孝正：沈老有一个有利的地儿，就是沈老是产业工人。
主持人曹景行：那段时间，三联后来办《读书》这段期间，你自己觉得比如说哪些事情对这本杂志是最有影响力的事件？
沈昌文：那很多了。我刚才说人性论的问题，读书无禁区的问题，还有第三次浪潮、对外开放，韩素音推荐的第三次浪潮。当时的开放花了好大劲，应该提一位老先生，就是冯亦代先生，他是老右派了。《读书》的那几个老前辈，非党员都是老右派，他是外文出版社的老右派，可是那个时候看，他是四十年代在上海的文化人，他认得好多四十年代以后海外出去的知识分子，所以我们能引进不少外国的新观念。这些作者说实话，我们往往首先得到的批评意见是北京的，社科院跟贵校——人大，人大来的意见是非常多的。
周孝正：因为我们学校有一外号，号称“第二党校”。
沈昌文：对，人大是非常激进的。幸好有这些老知识分子支持，有全国各地的一些读者群众的支持。这些读者群众我再说一遍，他们都是经过了拨乱的乱，所以他才支持，要不然今天就不可能了。因为你如果再写这些事情，他们可能连听都没听过，所以今天要写另外的事情了。
主持人曹景行：刚才您讲到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这个是很新的。实际上，那时候我们补课补的很厉害，我们社会学几乎就是完全从头开始的。
周孝正：以前没有的，院系合并把社会学给并掉了，一直到79年3月30号邓小平同志说社会学要赶紧补课，这才开始慢慢恢复。
沈昌文：因为社会学根据五十年代我在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的社长胡绳同志，乔木同志，他们主张社会学和心理学都不要了，马克思主义都可以代替这些东西了。所以，在文革中间忽然来一个事情，说江青同志要读世界史，于是我那个时候又出来工作，于是我们就翻译威尔斯的《世界史纲》，找一个最大的“废物”来翻译，费孝通，他们当时在干校，把他们调回来，我想他们已经很高兴了，可以不做体力劳动了，每天翻译，还有谢冰心。
周孝正：费孝通先生是社会学的一个鼻祖，那时候他是最大的“废物”。
沈昌文：我再讲一个潘光旦先生，我不认识他。有一天来一个老教授，自称叫潘光旦，我好像读过他的书，走起来一瘸一拐。他要出版一本书，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国家的起源》，他翻译并且加了很多注释，我们编辑部看了都说好，可是没人敢在公开场合说好，最后谢绝了，说恩格斯的书不能由个人翻译。他加了很多注释，特别可贵的注释，现在收在《潘光旦文集》第三卷里面。当年的确很多老知识分子觉得可惜。
主持人曹景行：但那时候翻译质量也真高，那些名著后来经过他们早先翻译的，文革当中被当作“废物”的时候翻译的，文革以后再翻译的，那时候真是中国翻译的黄金时期，几乎把那段时间缺的东西补了好多进来。现在的翻译时代，我自己觉得跟当年的比起来不是一个档次了。
沈昌文：现在的翻译我不知道QQ帮了什么忙没有，我不懂（笑）。我胡说八道，不过我听说都是用IT里面电脑的翻译软件这么翻的，我不知道有没有QQ的功劳，瞎说（笑）。
主持人曹景行：你刚才说那位老先生的翻译，我刚才讲我复旦大学那位教授，叫陈仁禀先生，他的英文造诣可能是中国最高等级的，那个时候就翻译，刚刚您说到江青，还有其他一些马上要赶着翻译的翻译，后来就成为八十年代初期我们了解世界的第一批。
沈昌文：当时不知道什么，始终这本书翻了以后，说中央领导，我不知道是不是江青了。
主持人曹景行：那后来的出版呢？
沈昌文：当年出版真高兴，因为有那么一批 “废物”支持，现在没 “废物”了（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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