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昌文：49年到文革，全国可以读的书就一千多种
主持人曹景行：我们回到主题，我们说30年来的读书。现在是不是还记得30年前，我们刚刚开始所谓改革开放起步的时候，或者说解放的时候，1978年我们11月开三中全会，那时候我们看什么书还记得吗？
周孝正：那时候可看的书很少。
沈昌文：没书可看。我记得很清楚，全国的书只准开放一千多种，大量是毛主席著作，其他都被停了。
主持人曹景行：全国只有一千多种书，而且都是以前出版的？
沈昌文：这是指以前出版的，这是49年到文革，到那个时候为止可以读的书就一千多种。
主持人曹景行：我们那时候刚刚进大学那段时间，我们看的书实在是很少。
周孝正：以前我们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二十团，他们农场里有图书馆，但是都封起来了，知识青年胆比较大，就进去偷书，那时候不让看的，比如《基督山伯爵》什么的，那时候都不让看。
主持人曹景行：那时候书荒到这个程度？我记得我们刚刚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所谓内部出版的书，有翻译一些进来的，我们看了以后完全改变了我们很多想法，我记得我没办法，也没有影印机，就抄书，一本一本的抄书。
曹景行：我们思想上的萌芽发展，并不只是从三中全会开始的
沈昌文：应该说是六十年代初开始，上面因为伟大领袖以及他的战友要看书，所以成立了一个机构，这个机构叫做外国政治学术著作办公室。本人很荣幸，是这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于是就翻译出版了好多书。找谁去翻译呢？当时一个方针，叫“废物利用”，一个有名的“废物”是李慎之，这位先生是新华社右派改造队的队长，他的右派资格最老，所以让他当队长，下面有一大批翻译家，我们请他们翻(译)书，请他们提出来，很有名的一本书你一定当年看过，《第三帝国的兴亡》。
主持人曹景行：那时候好像书有两种：一类就是那一千多种，大家可以看的，或者说选出来还能够生存下去的书，但那些书看的人并不多；还有一类书大家真的想看，但是在很小的范围里面(流通)。
周孝正：那时候还有所谓内部出版，当时尼克松和毛泽东握手，出了尼克松案头常看的八本书，有一本叫做《选择的必要》，这是基辛格写的，我们就通过关系把那部书拿到了，一看耳目一新。
主持人曹景行：那时候很有意思，大部分读的就是那一千多本，很少一部分人可以读比较多的，大部分人就从小部分里弄出来看，结果那一点点书实际上成了后来很多知识青年的一个启蒙的东西。这是一种规律，很有趣，也是为后来很多我们说思想上的萌芽发展，实际上并不只是从三中全会开始的。
周孝正：是啊，那时候有一段毛主席语录，那时候毛主席语录很多，大家各取所需，读书的时候，那时候就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什么都说过。
主持人曹景行：后来在陈伯达事件之后，就开始党内学习，后来又批林批孔，那时候印了很多孔孟之道的书，批水浒，把水浒又印出来了，这样我觉得太好了，一次就多看一轮书。
沈昌文：对我这种老出版，或者老书商来说，最感谢的是当年这批“废物”。他们真做工作，比如说共产党一大的代表刘仁静，我可以告诉他们，一个月给他九十块钱，他至少要翻(译)一万五千字。特别还有一批业者，我都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我只知道他们在发表的时候笔名叫何清新，现在还在印，那时候何清新是谁呢？清河劳改农场志新的犯人。
主持人曹景行：志新是不是刑满了？
沈昌文：总之这批是什么人呢？翻(译)日语特别好，都是伪满的高级战犯。
周孝正：沈老刚才说的刘任静，我的四姐夫在北京
工作，单位就分了房，那个房就是刘任静在那儿住了最起码十好几年的房子。那叫房上房，也叫宽街，就是平房顶上有一个房，四根柱子很窄，四周围都是玻璃或者塑料布，从外边梯子上去，说这个房就是刘任进住的，后来他搬走了，这个房子就分给了我姐姐和我姐夫。
主持人曹景行：实际上好多，因为我在复旦大学我的英文老师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大右派，一直到最后，陈教授，他也是在五七干校就翻书。
沈昌文：上海叫白皮书，北京高一点的干部，处以上看的叫灰皮书，文学的叫黄皮书。黄皮书第一本就是《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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