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一个思想评论杂志《读书》长期坚持下来，读者越来越多（从两三万到十三四万），靠的无非是认识到自己的局限和无能
我非常欣赏现在一个词，说这个人不是知识分子，是知道分子，我觉得真是说我了，我倒是都知道，可我不是知识分子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吴虹飞 （本文发表于2004年）
《读书》杂志为一代人提供思想食粮，沈昌文功不可没
1945年与师兄孔宪祥、师弟张德仁合影
“万人迷”和“便衣神仙”
沈昌文年过七旬，精力还是无限，背一个笔记本电脑，脖子上挂个U盘，耳朵上塞个耳机，连接MP3， 骑一破旧“永久”，穿梭大街小巷，出入酒吧饭局，整日帮闲，贩卖资源，口说broken English， 以荤面素底为幽默，招摇过市，不以为耻。人谓“不良老年”，不亦乐乎！
看着他笑得阳光灿烂，一览无余，你不由得会想：这就是《读书》曾经十年的主编，三联书店的总经理吗？这就是出版界的灵魂般的人物，读书界旗帜性的人物吗？这就是那个“延续了一代人的精神梦想”的可敬的思想作俑者吗？这分明是一个超级卡通，超级好玩的老顽童的形象呢！我纳闷导演为什么不去找他做喜剧明星呢？可是说他是老头又是不准确的，他的想法活跃，思路迅捷，根本不亚于年轻人呢。
他坐在你面前，为人隐忍周全，言辞放肆坦荡，态度质朴谦逊。他一生在紧张和颠沛中度过，从事的是最严肃的思想的传播事业，但是他在工作之余，说，听听邓丽君吧，吃吃北京
最好的饭馆吧，泡泡最好的咖啡馆吧。年轻的，年老的，都是朋友，他没有隔阂，全无避讳。
“三联”编辑部的年轻编辑，私下里给他一个雅号：万人迷。还告密说，赫赫，沈公的女朋友可多了！他不但迷倒了十七岁到七十岁的女性，就连男人都很迷他呢。这说的是沈公的性格和接人待物的态度。
忽然想：这天上的神仙，要是穿了便装来到世间，也就是沈公这副笑嘻嘻、宠辱不惊的样子吧。
这是一个好玩的人，而他经历的，是一个并不好玩的时代。
1931年，沈昌文出生于宁波。父亲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子弟，沉湎于鸦片，家产败光，债台高筑。他去世的时候，祖母母亲收拾了细软，祖母抱着姐姐，母亲抱着3岁的沈昌文连夜出逃，从此在上海飘摇不定。
13岁，他进入上海的首饰作坊“银楼”当学徒。
学徒要抱孩子、买菜、做饭、做手艺活。“我当时抱着老板3岁的女儿，后来我走的时候19岁，她9岁，老板就要把她许给我——那时宁波人很讲究这个，把特别年轻的女孩子许给人家。后来这位小姐一直在上海，我们是很好的朋友，我去上海，经常和朋友一起去看她。”
他还常常侍候人们打牌，来往的人特别多，有国民党人，有土豪劣绅，也有地下共产党员。他就在这样伺候人的生活中，懂得人生的三昧。
他到底是天生乖巧知趣，深得老板和顾客们的欢心。而他生性爱读书，用给一个工厂老板做假账赚来的钱做了学费，抽着空儿，前后念了十几个补习学校，学过会计、英语、世界语、无线电等，最后一个学校是民治新闻专科学校。他的最大的愿望是做一个摄影记者，自诩自己给影楼的MODEL拍照，而他们的用光又是如何如何地讲究。他还学过无线电的“报务”，“就是‘嘀嘀嗒嗒’的那个东西”，他的发报速度达到每分钟100~120个code。
1951年初人民出版社来上海招考校对员。沈昌文便来到了北京。他懂得一些俄语，翻译了一些苏 联出版专业的书，领导认为，“这样的人才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不但被留下来，而且在1954年，从一名校对提拔为社长秘书。“我的命运就全部改变了。”
1954-1956年是一个思想开放的时候。1957年“反右”开始了，开放就终止了。
上世纪60年代反对赫鲁晓夫，因为组织安排，沈昌文负责研究马克思主义史中的“修正主义”，可以去很多地方包括安全部查资料，接受了许多新的思潮，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来的后现代主义。“我喜欢看外国书，崇洋媚外，喜欢做翻译书的编辑。”
60年代要“反资反修”，很多文革时期长大的人，都偷偷看这些“资”、“修”的书。因为政治上很受信任，沈昌文被调到一个叫“中央宣传办公室”的地方，他们就翻译很多这样的“灰皮书”如《新阶级》，“黄皮书”如《第三帝国的兴亡》、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他做了许多这样的书给领导看，直到“文革”期间被下放。
《读书》10年
1979年4月，《读书》创刊。聚集了当时一代一流知识分子被压抑的才学和能量。“读书无禁区”，这样的理念在当时可谓振聋发聩。
“从70年代到90年代之间，《读书》恰恰伴随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是我们这一代人精神上的营养。” 雷颐说。《读书》后来成为知识分子的精神引领，确实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我是1980年三四月份过去的，那时候《读书》已经创刊好几期。刚去的时候，主编是陈原，副主编史枚。两个实际主事的都是非党员，组织上要派一个党员过来，做三联书店编辑部的主任，就是我，而我又是这两个非党员的徒弟，所以我心里有数。
“我对两位老人家很尊敬，弟子之礼甚恭。史枚是一个十分耿直的知识分子，而我可以‘稳住’他，也可以调节内部人员的矛盾，这就是‘和稀泥’。后来史枚去世，1981年我担任了《读书》的副主编，实际上就是当家了。”
陈原告诉沈昌文：以文会友。“要和作者推心置腹地聊天，最重要的是要装着什么都不懂。”
沈昌文后来才有所领悟：“把一个思想评论杂志《读书》长期坚持下来，读者越来越多（从两三万到十三四万），靠的无非是认识到自己的局限和无能。”
“好在编辑部里边实际办事的人包括我在内都是‘小文化人’，胸无成竹，事无定见，学无定说，不受一宗一派拘束，更无一恩一怨羁绊，因而接受大文化人的种种指教窒碍甚少，关系容易融洽。我以后常说，我们的这种方式，可称‘谈情说爱’，办法是同各色各样的作者、读者交流思想感情，目的是从他们那里汲取知识资源。而所有这些，说得难听，实际上还是一种对知识资源的‘贪污盗窃’。”
1986年主事《读书》后，他的方针是：“自由主义的，左的，我都发表。”他要广开言路，达成“通识”，为知识分子创造一个精神家园。他最怕的是不允许各种观点并存。世界太复杂了，他希望兼容并蓄，才是完满。
“我非常欣赏现在一个词，说这个人不是知识分子，是知道分子，我觉得真是说我了，我倒是都知道，可我不是知识分子。”
他不主张只把《读书》变成一个学术刊物，主张用“外行”来做编辑，不大赞成请学者来编《读书》，因为后者一定会有倾向问题。
在阅读上，他强调“可读性”。“但如果遇到很有观点，但是不可读的文章怎么办呢？我在编辑部立了个规矩，这样的文章一期不能超过一篇。”
“我们《读书》的经验是：讲穿了，想表达一种读者最想听的话，如果想听的话不让讲，就想各种曲折的办法表达民意。去查资料去。找渊源，跟有学问的人去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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