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马晖
西装领带的海洋中，张继禹的一袭蓝袍甚是扎眼。
张继禹有三个身份：“嗣汉天师”张道陵第六十五代后裔、全国人大代表、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今年两会，他带来了一个议案和两个建议，都是关于中医改革的。
“中医的作用要发挥好，关键在政策的落实。作为人大代表，我能起到的作用，就是呼吁多出台一些符合中医自身特点的政策，监督这些政策落到实处。”张继禹很清楚自己所扮演的角色。
其实，全国两会的会场上，一直不乏张继禹这样的宗教界委员代表的身影，他们积极参政议政，已成中国两会政治生态中的一道风景。
呼吁为中医“松绑”
袅袅音乐中，张继禹倚在藤椅上，侃侃而谈，说到高兴之处，不时爆出爽朗的笑声。
但一谈到中医目前所处的窘境，张继禹的语气便不免有些急迫，“你有没有注意到，总理的工作报告里提到了中医，原话用的是‘扶持中医的发展’，要扶持，不能束缚！”
在他看来，现有卫生主管部门颁布的一些法规政策，严重束缚了中医药资源的充分利用。
比如，对于执业中医师行医的问题，张继禹有不同看法。
现行的《执业医师法(细则)》第五条明确规定：“国家实行医师执业注册制度。取得医师资格的，可以向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申请注册。医疗、预防、保健机构可以为本机构中的医师集体办理注册手续。” 而第九条规定“医师变更执业地点、执业类别、执业范围等注册事项的，应当到准予注册的卫生行政部门办理变更注册手续。”
根据上述规定，执业中医师其实只能在某地注册的一家医院就诊，甚至连有些执业中医师自愿在社区定期义诊也被视为非法行医。无疑，这样的规定，严格限制了中医人才的自由流动。
“这是最令人诟病的条文。”张继禹表示。
中医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绵延千余年，有着迥异于西医的特点，如“简便廉验”、“医寓”制度等。张继禹认为，将执业中医师限制在一个注册的医院的做法，使得传统中医的优势都被束缚了。
“中医和西医不同，不需要那么多仪器检查，不需要那么多设备支持，只要中医师的水平过硬，取得了执业医师资格，就应该允许中医自由行医。”张继禹说。
其实，建国后，中医曾在一段时间内是可以自由行医的。
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的乡间活跃着一支“半农半医”的农村医疗人员队伍，他们大多未经过正式的医疗训练，经过短期培训，即可为广大的农村地区乡民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
“一根银针治百病，一颗红心暖千家”，这些人被形象地称为“赤脚医生”，其人数最多时一度达到150多万名。后来者评论，称这些赤脚医生为解救中国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的燃眉之急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60年代的赤脚医生，大部分是中医嘛，学了一点西医，对当时农村群众的医疗条件改善起到很多的帮助。”张继禹表示。
不久前召开的中共十七大上，胡锦涛总书记在其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人人享有基本医疗服务”的奋斗目标。此次，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明确提到，要“推进城乡医疗服务体系建设”，重点健全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和城市社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加大全科医护人员和乡村医生培养的力度，鼓励高素质人才到基层服务。
张继禹认为，中医在其中恰可扮演重要的角色。
今年全国“两会”上，他提交的一个议案，就是关于《修改<执业医师法>允许中医自由行医》。
在这份议案中，张继禹提出：修改《执业医师法(细则)》第五条和第九条，取消执业中医师注册制度，真正为中医松绑，允许执业中医师自由行医。
“只要中医师取得执业医师资格，获得了正式认可，就应该尊重中医灵活自由的行医风格，不要再用条条框框束缚他们，允许他们不拘一格行医，让宝贵的中医药资源为广大人民群众造福。”张继禹表示。
此外，他还就中医的改革问题提出了两个相关的建议：一是建议取消各类中医考试中的外语科目；另一个是改变目前全科医生选拔中“重西轻中”的状况。
“我选了这三个问题提出来，也是觉得目前这几个问题是能够推动解决的。”对中医改革的难度，张继禹还是有着清醒认识。
参政议政的足迹
为了准备此次提案，张继禹事先做足了调研工作，并得到了中医界的广泛支持。
“原来我对中医也有些关注，近来常跟中医界的朋友在一起，这个提案是在他们帮助下提出来的，”张继禹坦承，“我不是专门研究中医的，但也有自己的好处，不在这个行当里可能更加超脱一些。”
张继禹的本业，其实是中国道教协会的副会长。他有着颇为传奇的经历。
上个世纪80年代，张继禹在江西贵溪县上清镇天师府随父经营缝纫手工业谋生。
1983年夏，中国道教协会会长黎遇航去上清镇参访天师府及古上清宫遗址，地方宗教工作干部引荐当时年仅18岁的张继禹与黎会长及随同人员见面。交谈之下，黎遇航觉其颇聪慧朴质，且为道教创始者张道陵之后裔，有意栽培，勉励其学习文化，承继祖教。
不久，中国道协举办“道教知识专修班”第二期招生，黎遇航会长便荐其入学。
自此，张继禹加入道门，历任中国道教协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等职。
1988年，张继禹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开始了参政议政的工作。他连续做了三届政协全国委员。接着，当选为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作为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他是科教文卫委员会的委员，为义务教育的问题出力甚多。
他现在还清楚记得，当时《义务教育法》修订时发生的那场论争。
2005年3月，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740名全国人大代表参与提出修订《义务教育法》的议案。
当时实行的《义务教育法》，是在1986年通过并实施的，很多规定与现实脱钩，严重掣肘中国教育的发展。比如，《义务教育法》曾规定“国家对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免收学费”，但小学生、初中生仍需缴纳一定的杂费，中国教育实际上一直存在着“义务教育不义务”的问题；而教育经费保障问题，中央与地方财政责权划分方面不明晰，造成了诸多问题。
“当年《义务教育法》修订第一稿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明确教育经费保障的问题，尤其是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保障。”张继禹称。
对此，全国人大提出了修订意见，并将该意见反馈给主管教育的国务委员陈至立。陈又将该意见上呈温家宝总理。此后，温总理就此问题责令陈召集财政部、发改委、法制办等相关部门一起协商，最后才确立了这个原则。
“这个经费必须要政府保障，中央政府拿大头，”张继禹表示，“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机制的保障，还是总理下的决心。”
2006年6月29日，经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于当年的9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法明确规定：国家将义务教育全面纳入财政保障范围；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将义务教育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及时足额拨付义务教育经费；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用于实施义务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比例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比例，保证按照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义务教育费用逐步增长，保证教职工工资和学生人均公用经费逐步增长。
看到问题最终得以解决，张继禹很是高兴。
可回忆起《义务教育法》修订时的经历，他还是不免有所感叹：“真是不容易啊，我们十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的委员，现在大家说起来都觉得那是一个非常艰辛的过程。”
“现在，这个问题终于弄清楚了，这是十届人大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张继禹说。
如今张继禹还继续关注着教育问题，比如教育经费投入的不均衡问题。
“政府应该承担的是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经费，高等教育其实不是政府应该承担的，不要拼命地给北大钱、给人大钱，那个不是政府应该保障的，政府应该做一些雪中送炭而非锦上添花的事。”
对于未来五年中国教育的发展，张继禹充满信心，原因很简单——政府开始重视了。
“这次总理的工作报告中涉及教育的篇幅非常多，而且措施也很具体，这个比较好，能落到实处，底下的人知道该怎么去做。”张继禹微笑。多年的参政议政经验，使他对中国社会的政治逻辑十分熟悉。
宗教界人士积极参政议政
张道陵在立教之初，就特别倡导“太上不争”的教义，把“不争”作为修道之士的重要修行准则。被道教奉为典籍的《道德经》就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而张继禹的所作所为，无论是倡导教育公平，还是呼吁中医的改革，都在扮演着“鼓与呼”的角色。这样积极入世的姿态，是不是有悖于信仰？
“我被选为人大代表，就应当履行自己的职责，”张继禹表示，“这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什么好犹豫。”
在他看来，无论是作为政协委员，还是人大代表，都要积极参政议政，否则就是“不作为”。
不只是张继禹。在本届全国两会上，还有很多这样的宗教界人士，他们积极建言献策，努力履行自己的职责。
从1998年开始，已经连续三届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在本届会议上提了不少建议，他所关注的是“西方文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冲击”，倡言国家应对此采取一些“前瞻性的政策”。
此前，作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的释永信已连续三年针对不同领域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议案：2005年是倡议对传统知识立法保护，2006年呼吁对慈善立法，2007年则是倡导宗教立法。
另一位宗教界人士、安徽省九华山佛教协会会长、九华山旃檀林住持释慧深是新当选的政协委员。作为宗教界的新委员，释慧深将关注的焦点锁定在“保持寺庙的清净”上。他建议，相关部门在保护庙堂的传统建筑及其活动空间的同时，教育游客和旅游从业人员尊重宗教的庄严，尽量保持寺庙的清净和传统风范，“特别是在宗教景点解说词上，不能随意”。
宗教界人士参政议政，已然成为全国两会上的一道风景。对于他们所发挥的作用，国家给予了相当程度的认可。
“我国宗教界发扬爱国爱教、团结进步、服务社会的优良传统，努力发挥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为创造一个有利于全国人民集中精力搞建设的社会政治环境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全国政协民宗委副主任黄璜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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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全国两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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