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在金融街附近方苑酒楼做服务员的王海平的工资又涨了150元。对此，王海平很感谢金融街街道的工会，因为工资就是工会跟老板谈好以后才涨的。
作为北京
市总工会、劳动保障局以及北京企业联合会共同推动工资集体协商的试点区，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街道工会2005年签订了第一批工资集体协商合同。
近日，记者在金融街街道的企业和工会实地调查后发现，签订工资集体协商合同后，区域性工资水平平均每年增长10%。但在这十个百分点的背后，也有诸多难处和困惑。
“小工会”促成涨工资
王海平今年22岁，来自河南信阳的农村。2005年高中刚毕业后，在老乡的撺掇下，她来到了北京，在金融街附近的方苑酒楼做服务员。“家里一共不到两亩地，我爹妈在家里都能干了。”王海平一边低头收拾屋子，一边向记者介绍家里的情况。
“我刚来的时候，每个月工资包吃包住才600元。后来街道到我们酒楼建了一个工会小组，让大家都加入工会，每年还跟企业签订集体合同。今年涨150元工资就是工会跟老板谈好以后才涨的。”
“酒楼一共有23名员工，2006年金融街街道工会在酒楼里建立了工会小组，23名员工都加入了工会。”方苑酒楼的工会小组负责人李梅说，每年金融街开职代会的时候，她都要代表酒楼的工会小组参加。
2007年金融街职代会后确定了区域内最低工资为750元，酒楼的老板和西城区工会非公企业联合会金融街分会签订了工资集体协商合同。由于今年春节前后酒楼生意很好，在工会小组和老板协商后，老板又给每个员工加了150元的效益工资。
区域工资每年增长10%
对于西城区金融街街道工会主席胡树德来说，方苑酒楼只是一个成功案例，在推进工资集体协商过程中，他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从三月份开始，他所在的工会又开始核查企业落实监督集体合同和工资集体协商的情况。
谈起工资集体协商机制，胡树德说，2003年，北京市总工会、劳动保障局以及企业联合会三家在西城区开始试点工资集体协商机制。金融街街道在2005年开始签订第一批工资集体协商合同。
“工资集体协商就是工会组织和企业方进行协商，定出员工的最低工资和增长幅度。”胡树德向记者展示了一份《金融街地区非公有制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协议书》，其中第二条规定，企业根据北京公布的工资指导线等因素，确定职工年平均工资水平和工资总额的调整幅度。“在职工平均工资**元的基础上，本年度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为**%。”
“每个有工会的非公企业都要签订这个协议，不同企业的最低工资和增长率也不尽相同。不过，在效益增加前提下，工资增长率基本都保证在了10%以上。”胡树德说。
对于一些25人以下的企业，由于不具备建立工会的法定人数，企业内部的工会小组将和其他企业联合起来，组成工会非公企业联合会，由联合会和企业签订协议书。王海平所在的方苑酒楼便属于此种情况。
非公企业建工会费周折
根据《工资集体协商办法(试行)》，各级工会组织是和企业进行工资协商的主体。
“1999年前，金融街只有5个工会，全部都是机关、事业单位的，没有一家非公企业有工会。”胡树德说，街道工会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工作的第一步就是要在广大非公企业里建立工会组织。
然而，就是这第一步，却迈得并不轻松。
2003年，在西城区工会的部署下，金融街街道开始在非公企业内建立工会组织，并专门组建了4个社区工会办公室。
这一年，53岁的赵淑云从北京建材集团总公司墙体材料公司党办退休。因为熟悉党务工作，赵淑云被社区居委会推荐成为了街道的4名工会助理员之一。“我们4个人分别负责一片社区，任务就是在那些没有工会的企业里建立工会组织。”赵淑云说。
当年，赵淑云像“扫街式销售”一样，天天在社区内挨门挨户地跑。“金融街的商务大厦特别多，我工作的第一步就是要进入大厦中去。”赵淑云回忆为一家金融网络公司“建会”情况时说。
赵淑云要过的第一关是说服保安，告诉对方自己是街道工会助理员，为大厦里的企业建立工会。在保安狐疑的目光下，赵淑云“镇定地”进入电梯，并来到了位于大厦最高层的那家网络公司。
接下来面对的是前台小姐。为了说服前台小姐，赵淑云前前后后跑了十多次。最终，赵淑云见到了公司人事经理，并递上厚厚一本建会资料。之后两个多月，赵淑云终于接到人事经理咨询建会问题的电话。将近半年时间，这家公司才建立起来了工会组织。
“在非公企业内建立工会，肯定要经过企业老板的同意。很多老板都问为什么要建工会，建了工会有什么好处。”胡树德说，一些老板甚至当着他的面问员工，想加入工会的请举手，结果办公室里没有一个人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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