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嘉宾
◎张育彪：全国人大代表。深圳
市龙岗区南湾街道南岭村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提交了《关于加快户籍制度综合配套改革的建议》的议案。
◎崔传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研究员，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村社现代化促进会副秘书长。曾担任《我国走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战略研究》联合课题组副组长。
◎王海光：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户籍改革研究专家。
◎王太元：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1986年就曾在中国首届治安学术研讨会上作《中国应当实践迁徙自由》的主题发言。
今年两会期间，公安部再次发布消息，14个部委正协商户籍改革。这已是公安部连续三年在“两会”期间传达要推进户籍改革的信息，虽然前两次都黯然消沉，但公众对此依然期许甚高。据腾讯网的调查显示，户籍制度改革成为网友最关切的问题。
1958年1月9日，这在当时是一个极为平常的日子，但后来的事实却显示了，这是一个深远影响了中国的日子。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中国人，都被这个日子所缠绕。这一天，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经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91次会议通过的日子，也是几亿农民被长久束缚在农村土地上，丧失迁徙自由的日子。
在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下，农业持续几十年为国家发展铺路，帮助国家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时至今日，当国家发展到一年GDP总量逾24万亿元的时候，城乡差距却在不断扩大。被称作世纪难题的“三农问题”背后，是日益不合时宜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大到国家理念，小到政策法规，坊间都强烈要求着当政者的回答。
薄薄一本户口簿，为什么变革起来壁垒重重？为什么在学界、民间对改不改早有共识的情况下，户籍制度改革依然寸步难行？其间多少是制度难题，又暗含着怎样的利益玄机？轻轻的一张户口纸，承载着诸如教育、住房、保障等一系列附加值，牵一发而动全身，应当怎样改才能稳步推进？
就此户籍改革难题，本报约请全国人大代表及相关专家，大到价值理念，小到利益调整，一一为大家剖析当下的户籍改革难题。
迁徙自由是人的基本自由、基本权利，不应有歧视，这是一个基本权利的问题，这是不容置疑的，是讨论问题的前提。
———王海光
薄薄一本户口簿，却有太多的“附加值”。背后承载的劳动就业制度、医疗保健制度，以及在接受教育、转业安置、通婚子女落户等方面衍生出的许多具体规定。
———张育彪
呼声很高 进展很慢
市场经济客观上形成的劳动力自由流动，与外来人口流入城镇后无法与当地居民享受平等待遇，形成了强烈的矛盾和冲突
南都：腾讯网的调查显示，今年网友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户籍制度改革，是什么原因吸引这么多人关注？
张育彪：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以限制人口流动为主要目的的户籍制度，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进程中受到冲击，户籍制度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尽管呼声很高，但国家始终没有对户籍制度进行大的改革。市场经济客观上形成的劳动力自由流动，与外来人口流入城镇后无法与当地居民享受平等待遇，形成了强烈的矛盾和冲突。由此带来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口、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在公民基本权利和工作生活实际待遇上的巨大差异，导致城乡收入差距越拉越大、“农民工”群体问题突出、社会阶层割裂等社会和谐问题。户籍制度改革早已迫在眉睫。
崔传义：农民工的不平等待遇，都是以这个二元户籍、户口为分界来实行的，也是以这个为借口来实行的。这里面主要是两个方面，我感到对农民工的危害，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危害。
一个就是附加在户籍制度上的一些劳动权益保护、就业、子女就学、社会保障、居住，这些公共服务和他们的基本权益，这些方面的不平等是和户籍制度直接相关的。有城镇户口的往往能够得到社会保障。农民工现在是80%没有社会保障，技师只有20%参加了社保，因为社保不能转移，退保的时候只能退他自己交的那一部分，实际上他的社会保险、权益也是没有的。子女就学也是这个问题，同时不能在城市进行高考，还要回到自己的家乡。他们在就业的城市，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虽然人大有一个规定，意思就是说，在家乡不参加选举的可以到就业地来进行选举，但实际上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和户口相联系，并没有多少农民工能够参加就业地的选举。这些问题都是附设在户籍上的不平等制度，剥夺了农民迁移、定居的权利，使稳定下来的农民也不能够在城市市民化，不能与城市人口享受同等权利。
南都：不但对城市流动人口的权益是一种侵害，而且对国家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崔传义：对，流动人口的权益得不到保障，不能够在城市稳定地就业，就造成了企业用工的不稳定，以及在这种迁移缺失的情况下的短缺。而且流动人口学到了一点技术，就是因为不能够稳定，所以这种技术一般是半途而废。沿海发达地区要想攀越升级，要想吸取技术力量，那就必须解决他们迁移定居的问题。另外一个方面，就像人们所说的，在城乡关系上，“城里不开门，农村不断根”。就是城里不能够稳定流动人口，不能够在那里大开城门，让他们在城市定居的话，他就要在家里保留宅基地，还有老人和孩子。这样，劳动力的转移并不可能带来土地的流转，以及农村人地矛盾的解决。这实际上把养老养小的成本放在农村，这样会加剧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并不可能有效地带动三农问题的解决。
自由迁徙应该入宪
迁徙自由是人的基本自由、基本权利，不应有歧视，这是一个基本权利的问题，这是不容置疑的，是讨论问题的前提
南都：我国1954年《宪法》曾规定：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1958年《户口登记条例》出台后，公民的“自由迁徙权”事实上受到了限制，1975年《宪法》干脆取消了有关迁徙自由的规定，此后一直没有恢复。据说，我国正在进行《户口法》的立法调研，这是否意味着已实施50年的《户口登记条例》将成历史？
王海光：现在这些东西实际上已经破了。在前几年，公安部搞了个“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实际上也破了这个《户口登记条例》。
从人权的角度说，迁徙自由是人的基本自由、基本权利，不应有歧视，这是一个基本权利的问题，这是不容置疑的，是讨论问题的前提。但是要具体落实，操作起来会带来两大问题：一个是中国政府，特别是城市政府的管理理念、管理水平根本跟不上。我们的思想里，还没有那种多元的文化、包容的文化。城市出现一个贫民窟，在国外很正常，但我们肯定不愿意，有人就会说，将来这些地方可能是犯罪、吸毒的窝子，对于一些缺乏生活技能、教育水平又不够、文化水平又很差的人，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这种事情是很可能发生的。
崔传义：当时的目的还是为了国家的工业化，牺牲农民的利益来搞工业化。当时有一定的条件，也有一定的历史需要，但是，中国这么经过多年发展，它已经早就完成了工业化的初级积累。不要说是到50年，在改革之前都已经远远地结束了《户口登记条例》的历史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已经是市场经济了，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是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和我们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城乡要素的重新配置，和二元结构的转换，已经是个矛盾，是个障碍，已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南都：正如你们谈的，《户口登记条例》已经名存实亡，是否需要一定程序从法定上废除掉《户口登记条例》？以后修订宪法，是否有增加“自由迁徙权”必要？
王海光：必须要有这个规定。在国家层面，必须要承认公民的基本权利———迁徙权。从道理上讲，这是人的基本权利；从政策上讲，国家承认了，各地在制定自己的政策法规时，就不能够违背它。从国家角度看，它是一个原则性的，牵扯到人的理念，是个价值层面的东西，对地方政府而言，是技术层面。要是没有价值层面的东西作为主导，技术层面就没有根基。
张育彪：在我看来，我国户籍制度的改革方向首先应该是取消户口登记制度，各地实行居住证制度。
王太元：迁徙，可以说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基本的社会活动。也正因为如此，人类一开始争取法律意义上的自由权利，就理所当然地把“迁徙自由”纳入其中。这是不应当也不可能回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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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全国两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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