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复旦教授葛剑雄对于青藏铁路的修建完全持赞成态度。他说，什么东西都要保护就是假保护，旧的东西肯定要完蛋，对于青藏铁路批评的人完全没有去过那里，不了解情况
有人说藏羚羊怕火车。对，开始会怕，但是动物习惯就好了
对于西藏铁路，有很多人写了批评意见，可是大多数写批评意见的人，完全没有到过那里，不了解情况
为什么拉萨
不能造新房？这是什么话？布达拉宫我们保护得很好，其他地方造新房有什么关系？难道藏族人永远不能坐汽车？你们自己为什么坐汽车？这是文化自私！说这些话的有西方人，也有国内学者，这完全是文化霸权
旧的东西迟早是要完蛋的，我们可以做的是延长它
我们现在保护古代文明，并不是因为它先进，很多老师辩它怎么先进，这是胡说八道
《南方人物周刊》主笔蒯乐昊 发自上海
复旦教授葛剑雄 （南方人物周刊 供图）
酷暑8月6日，61岁的葛剑雄第4次进藏，此番前去，是要实地走一遍青藏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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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历史地理学家，葛的足迹遍及全球包括南极在内的七大洲。作为一名学识庞杂的人文学者，他热衷于在媒体报端著文发言，对时事积极发表观点。从网上贴着的他那些身着登山服饰，身前身后冰山企鹅的照片来看，他实在很像一位精力充沛、大胆泼辣、野外经验丰富的“驴友”。
及至见到他本人，却是一位略微驼背的，和颜悦色的好脾气小老头。坐在复旦新装修的办公室里，空调还没来得及装，葛教授不停地用块小白毛巾一下一下擦着汗，却拒绝换个凉快的地方接着聊。这是暑假里，他得等一个身患癌症学生的家长来找，走不开。“挺好一个学生，我们都录取她升博士了，结果得了这个病，她家里条件又那么困难，这怎么办呢？”他发愁地瞅着手里的学生资料。这位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主任，名下带着十多位博士，研究中心还有八十多名硕士，事事都得操心。
从1978年10月研究生入学以后，葛剑雄才开始接触到历史地理专业，而真正从事历史地理的研究则更晚，1980年才发表第一篇文章，那时他已35岁。读研之前，他连历史地理专业的真正研究方向都不甚明了。
正因为开始得晚，又缺少大学的正规训练，葛剑雄深知只能以勤奋来弥补不足。他对大学的一切条件都感到满足，总想尽量多学一些。渐渐地，葛剑雄也发现了自己的优势——知识结构复杂，工作经验丰富，分析能力强，这正是从事历史地理学研究所需要的。葛剑雄不无幽默地说，“我的选择可谓歪打正着。”
近十几年来，葛剑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口史、移民史和历史人口地理方面，著作有《西汉人口地理》、《中国人口发展史》，合著有6卷本的《中国移民史》。说起人口史研究，葛剑雄难忘20年前的一次遭遇——
1986年春，葛剑雄在美国参加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一次学术讨论会，听来自纽约的B教授报告中国历史人口的数量和分布。报告并没有什么独到之处，B教授却相当狂妄自大。他大言不惭地声称从来不采用中国学者的说法和证据，尽管他所用的历史政区图和分地区的人口数据分明是取自中国人的著作。在回应葛剑雄等中国学者的批评时，他竟说：“或许我的学生可以与你们一起讨论。”“像B教授这样的人，我至今还没有遇见第二个。那天的情景我终身难忘。只要我们还没有拿出举世公认的中国人口史研究成果来，B教授之流就不会绝迹。”
正因为有了这次遭遇，葛剑雄更深地沉入到他的“中国人口史”研究中。他的梦想是完成一部大型的、世界一流的《中国人口史》。
然而，为葛剑雄赢得广泛读者的并非他的大部头专著，而是他的一本小册子《普天之下——统一分裂与中国政治》和他的专讲历史的小书《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
“这促使我考虑一个问题，”葛剑雄说，“怎样使我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取得的科研成果、写成的学术专著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些著作为什么不能让更多的读者所知所用呢？”因此，他在完成专业性著述的同时，也写适合一般读者的小书。另外，他还不时将自己读书和研究中的心得体会写成学术随笔，于是，便有了读书随笔集《往事和近事》、《天地玄黄》和《看得见的沧桑》。
硕士破格升博士，教育部副部长特批
人物周刊：您青少年时期对历史地理是不是有过特殊偏好？
葛剑雄：念初中的时候兴趣很广泛，什么都学。家里穷，父母不会辅导，也没有钱买书，所以拿到什么看什么，看到什么有趣就喜欢什么。有段时间对古典诗词感兴趣，还去参加过数学竞赛。初三的时候有个老师开了个班，搞无线电收发报，我也一直学。一度对航母感兴趣，就做航母，做到无线电遥控的航母，但是那个航母里面的发动机要几十块钱，太贵，学校只有一个样机，买不起第二台，做到这里也做不下去了。我记得当时体育课通不过，怎么办呢？老师说你航母已经达到无线电收发报水平，相当于等级运动员，那么就算体育通过了。
到了高中我慢慢明白了，经济条件有限，不可能去做费钱的事。什么不费钱呢？就是写写东西，看看书。自从参加过那次数学竞赛，我也明白了，自己在数学上大概没有什么天分，所以高中时候把兴趣转到了人文方面来了。
那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饭都吃不饱，营养不良，高二升高三的时候，体检查出来生了肺病，很严重，不能上学了。所以就回家休息了一年半。病休期间只能看书，语文老师破例为我跟图书馆打交道，最后所有借给老师的书图书馆也都可以借给我，《资治通鉴》我高二就看完了。
人物周刊：青少年时期的理想是什么？
葛剑雄：高二以后，目标就是考北京大学古典文学专业。1964年5月高考体检，不行，还是不能高考。大学是没有希望念了。老师劝我参加上海教育学院的师资培训，然后去做教师。培训结束后，1965年分到中学，做班主任，教英语。后来又去上海外国语大学念夜大学，一个礼拜两次。进去的时候是要考的，考完直接把我分在二年级，直接念大专，正好跟我原来的好几个老师一个班。过了一年“文革”开始，这个课就停掉了。
1977年，可以高考了，我想去，但是高考年龄到31周岁截止，我超了半岁，不能参加了。过了几个月研究生开始招生，这回可以考了。考场在上海工学院，离我所在的学校骑车不过10分钟的路，所以每天早上8点他们升完旗，在广播里训完话，我就骑车去参加考试，神不知鬼不觉。居然通知我复试了。参加复试不久，复旦大学就派人到中学来政审，来人跟我们学校党支部副书记透露：“这个人我们肯定要了。”他告诉副书记，我的成绩是那个专业的第一名。
人物周刊：当时为什么报那个专业？
葛剑雄：当时我最想到北京去念书，这一辈子总是觉得北大是最好的学校。但是1978年报考研究生时我已经结婚了，觉得成家以后马上离开总不太好，就选择了上海。当时“文革”结束不久，觉得搞哲学、文学太烦，一看有个历史地理专业，当时不晓得历史地理是怎么回事，以为又是地理又是历史，这两门我都喜欢的，而且一看招生导师的名字——谭其骧，这个名字我是有印象的，60年代谭先生的画像曾经放在国际饭店对面，他是上海劳模。我一看他招生就说，好啊，我就考他的研究生。
复试通过以后老师还要口试。当时谭先生住在龙华医院。在谭先生的病房里，我第一次见到了他。据说那一年考复旦历史系的人特别多，好几十个人。有个考生，当时成了新闻人物，他是上海的，据说也是自学的，没考上，写信给胡耀邦，胡耀邦批示，后来上海师大把他吸收做了教师，《文汇报》头版登了这个消息。当时竞争很激烈，最后录取了5个人，这5个人中，周振鹤最大，1941年的，第二个42年的，第三个43年的，第四个44年的，我是45年的，一岁一个。我和周振鹤两个成绩排在前面，我是没上过大学的，他是工科大学毕业的，成绩排在最后的两个，是复旦大学历史地理专业的（笑）。
人物周刊：“文革”以后进大学的这些学者都特别勤奋努力，好像要把流逝的时间都抢回来。
葛剑雄：那当然，时间紧迫啊。到了1983年，学校同意我跟周振鹤提前毕业。1983年初，教育部考虑提前授一批人博士。复旦大学理科专业报了4个人，都是拿硕士论文代替博士论文，说他们实际上已经达到博士水平了。谭其骧先生也提出来，说我跟周振鹤的硕士论文也已经达到博士水平。校长不同意，说文科不行。过了几个月，各个学校理科都有博士了，文科还没有，大家都想争全国第一批文科博士，当时中国要办5到7所超级大学，复旦当然要争取，所以想到我们两个。材料拿到当时正在哈尔滨开会的教育部副部长黄锌白那里，他当时是学位委员会的主任。后来他批了。这样我们在1983年8月通过论文答辩，9月正式授予博士学位。
人物周刊：实际上您在博士毕业之前就已经开始走万里路了？
葛剑雄：这个专业有其特殊性，历史地理嘛，所以要多走。硕士期间，我已经转了一大圈了，到了内蒙，博士期间考察的地方更远一点，到新疆去。那时候物价便宜，上海到乌鲁木齐的飞机票是150元，乌鲁木齐到喀什是100元。
人物周刊：您是一直喜欢旅游吧？
葛剑雄：有机会总是想的，但以前机会少。后来我跟着谭先生，机会就多一些，有时候一年要出去十几次，开会呀，考察呀。有一次中国地理协会到长春开会，然后一起到长白山去，我记得最后我们两个推着他把他推到了长白山天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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