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高校的老师明星化我是肯定的
主持人：现在除了于丹，易中天，甚至季羡林教授的徒弟，也在做百家讲坛，在讲昆曲，讲唐僧西游。有人说他们做科普，有好处，但是也有人认为他们做的东西是掺了水分的，你怎么看待高校的老师明星化的趋势？
葛剑雄：首先我是肯定。为什么呢？第一他讲的基本内容没有错。第二是适应社会一部分人的需要，具体讲是适应电视观众需要。为什么呢？中央电视台制片人，导演都与我讲，你参加百家讲堂的节目，你的观众70%是初中以下文化程度。我讲的时候也注意到了。
这种学术普及或者是针对社会的讲座，当然不应该用真正的学术标准去要求。但是他基本要求是不应该出错。你可以讲少一点，讲的灵活一点。他们绝大多数人是做到了。哪怕有人指出有错，基本是小错，这点是可以的。
于丹的指责比较多。作为她个人心得来讲，也是可以的。一些学者愿意做学术明星，这也需要，这个社会是这样的。有人喜欢唱通俗歌曲，有人喜欢唱古典歌。但是认为学术这样繁荣了，这是不对的。
在我的文章中，如果易中天拿这个什么科研成果，申请职称这是不对，我们不认为这是学术成果。我到厦大去，也看他在上课，所以大家要了解背景，不要混合起来。
主持人：你到广东去讲世界文化遗产，这个言论当时也引起一些误解？有一些学者你对碉楼的评价是基于建筑学或者是建筑文化学的意义？
葛剑雄：我认为没有错，这里面有些是误解，一些是不同观点。因为我认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争议不是他的先进性，他的特点就是它的稀有。唯一性，并且他现在濒危，或者代表过去的时代。
主要是这样的。所以碉楼是一系列特殊性造成的。这中间也包括我讲了，不中不西。而且碉楼的主人一开始是没有文化，文化层次不高的。这点引起他们的不满。他们给我举一个例子，他们中有一个人是得硕士学位，是医生是专业人士。
另外这样的人比例是多少，而且做医生就证明文化高了。
大家知道我说的文化是什么意思。不是文凭。他就反复问，中山开放不开放，为什么中山市不建这样的碉楼呢？非常简单！要是这个地方没有盗匪，治安很好，文化再高也不会建像碉堡一样。这是一系列的产物。他们根本没有很好好的考虑。
我提出碉楼的产权问题没有好好解决，要通过立法解决。他们说解决很好，我们用产权委托的方法来解决的。这里有两个条件，一个是地方政府愿意承担所有的维修费，第二个是彝族愿意给。
如果地方政府今后财力不够，维持不了怎么办，我做过调查，知道有相反的例子。上海
还有一个问题，书隐楼。他是私人的。前几年这个楼出现问题，政府要修，他说没有钱。政府要拿钱修，他说是私人的房子，修好了以后是谁的。
国家已经制订对非物质文化的保护措施，在个人没有保护能力，或者不愿意保护的情况下，政府有权把他监管，强制收购。这样才能根本解决问题。你合作很好，你要不合作，你要负责自己保护，如果你是国家文物，世界文化遗产，你必须向公众开放，你做不到，政府可以通过法律解决。这是很正常的。
我认为如果正面理解的话，绝不是贬低这个标准，更不是出难题。
我很坦率的说，广东有某些人，某些学者，心胸太狭隘，动不动说岭南多少先进，多少开放。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先进和不先进。岭南有开放的，不是所有的时间都开放。我们对待当地的文化，一定要放在世界的范围，要用开放的心态，才能真正认识他的价值，确定他的位置，才能使他发扬光大，这点我希望我广州的同行能够正确理解。
主持人：说到岭南文化，我们前几天南方日报登广东一个学者的文章，他对岭南文化提出反思，广东是低调，务实。这种务实是狭隘的务实。或者是余秋雨说，岭南的文化是早茶，花市，都是偏向于闲适性的，消费性的。 你怎么评价？
葛剑雄：要评价一个地方文化不容易。除了了解情况以外，还要怎么样保持一个比较中立的客观的立场。排除种种干扰。这个风气不仅广东有，上海也是这样。动不动说上海了不得，动不动说海纳百川，自吹自擂。上海老说自己6000年文化，1958年上海庞大了，从单纯一个城市郊区，扩大到10个县，就把六千年前文化扩大进来了。
我是赞成的。上海的1943年开府以后，才使成为一个现代化城市。所以说上海的文化，是1843年，而不是1843年前。从文化学讲，六千年文化与你是断裂的，不连的。
广东也说发现一个遗址。
鸦片战争以后，广州是清朝唯一开放的城市，应该是非常开放，但是清朝是实行专卖制，除了13行以外，不能与洋人发生生意的。鸦片战争以后，五口通商，上海1843年签订一个土地章程，非常顺利就开放了。最高的时候有15万洋人。广东呢？签了一个协议，外国人也不能进城，我们以前从爱国的角度谈，三元里运动。除了爱国以外，有没有文化差异的影响呢？为什么英国人进上海很平静，为什么进入广东这么难？后来开府，在上海本地移民有60%，70%。广州的腹地有多少呢？一个文化不是完全个人。第一是文化传统遗传，是文化的遗传。第二是自然条件，第三是社会条件。所谓天时地利人和，这样才能发展起来。如果比较上海和广东，为什么上海近代比广东更开放，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1949年前，上海依托是一千年来经济最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广东有这个条件吗，既使是把肇庆算上，也不能与江南相比。
另外上海在长江的出海口，在中国海岸线的中心。长江带给上海的人才和资源比珠江多。全世界对上海租界重视的程度。特别是1927年以后，中国的首都在南京，实际上政治中心在上海。这个条件广州是没有的。所以上海的人才远远超过广州。
广州的优势是什么时候发挥的。广州的优势是改革开放以后，因为香港的特殊地位和深圳，从这个时候开始，广州占有大大的优势。上海1953年以前与香港是自由往来的。
上海的高官几乎全部与香港有来往。但是很明显大家看，如果我们追诉到50年代，这样看才能看清楚。
从历史看，可以举张九龄，等等人，但是全国这样的名人那里没有。因为长期以来中国文化的中心一开始是黄河流域，后来到长江流域，但是从来没有到珠江领域。北方很多人到越南，但是没有到广西。以后三国开始，广州开始做岭南的中心，他对整个中国的社会来讲，文化来讲还是差一点。张九龄做到了丞相了，写诗了。利玛窦也是到肇庆，但是主要的贡献还是与北京联系。我们要从历史的源头看，才能分析从这个文化的盛衰。我们这么看，一味每个地方拔高自己的文化，不把他放在世界范围内。任何时候都认为先进这不是合适的。
一些人虽然学问做的不错了，但是在道德还是小学生
主持人：去年以来，非常集中发生大学老师所谓师德，学者攻击，纠纷等恶性事件，这个事件有具体的是否曲折，有人想，这是否与高校的体制关系，许多的考核机制，晋升机制导致老师的压力大？
葛剑雄：这些是避重就轻的。这些老师的表现是不能原谅的。比如有一位说对学生压力很大，丧失了信心。如果很好的做学问，这么一个批评文章就受不了，这算什么压力。在课堂这么不尊重学生，你凭什么，老师基本的都不懂，这不是一时冲动造成的，这是长期的不讲师德，没有一个老师基本规范造成的。
对他们来讲，不是一棍子打死，但是没有什么好辩解的。
客观的条件也不是没有，但是是你说的学术压力吗？你说评职称，但是没有评的怎么办？我们一方面要同情他们，但是他们要反思，不要推卸责任。
这种情况出现，是因为第一，学校不是世外桃源，老师也要洁身自好。这不过是时间问题。根本上讲，还是要发扬优良传统，加强师德教育，提高自身的修养，现在的问题不是现在才产生的。是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在文化革命以前也做教师，我们在文革中间担心，我们说这些人做老师的怎么办？我们原来教育学生说话要文明，要礼貌，要嘴巴干净。到文化革命说这是资本主义的作风，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要文质彬彬。我的学生本来很有礼貌，从工厂回来以后，就开口他妈的，闭口他娘。经过我们这么多年的努力，一些坏的因素没有了。但是潜在的因素没有消除。一些人虽然学问做的不错了，但是在道德还是小学生，虽然有的已经做多年的教师，但是师德一点也没有。有的虽然有高级职称，但是起码的学术规范都不懂。
不仅是这么几件事，还有许多学校有老师与学生对骂，我们学校也有，我自己也碰到，怎么办呢？一方面是自己的努力，另一方面，学校外面和社会一起帮助。最主要的是，你想在大学做下去，必须要提高自己。
学校的权威是依靠品德和学术权威建立的
主持人：你理想中的大学应该是怎么样？有人说老北大的模式，有人是西南联大的氛围。我们对过去的怀念是理想化，是粉色，是通过对过去的怀念表达对当下的不满，但是你的心目中，谈谈未来几年中国的大学应该是怎么样？
葛剑雄：这是两方面，怀念往往是好的。不记坏的，我相信西南联大也存在一个时间，教授没有薪水，学生也很困难。这不是我们想的，我们想他是优点，想的是知识分子的追求，是这样的。理想总是要高于现实，如果理想比现实低，还叫什么理想。如果一个人连梦想都没有了，这个社会怎么进步。
我不希望学校成为衙门。学校应该是教师学生一体的。管理人员应该是为老师学生服务。学校的权威是依靠品德和学术权威建立的，而不是依靠是什么级别的。
第二教师和学生应该发挥更多的作用。我也反对不要什么都是教授说了算。教师治学校的原理就是教授治学校。另外，我也希望物质条件要进一步改善。现在一些人不在大学，不了解大学的情况，一些话过分了。比如说大学不是徒有大楼，以前30年的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一些古老的楼在那个时候是大楼。
你去看清华大学的图书馆，现在还是优秀建筑。大楼还是要的。非徒有大楼，不是光有大楼。大师与大楼是不矛盾的。我们还是应该改善大学的环境。
我曾经做研究所的所长，十几年前，我所长所掌握的钱是哈佛大学百万之一，现在是哈佛大学的十分之一，我也希望有充足的经费来科研和满足学生的需要。在这个基础上，大学可以办的更好，学术成果也可以更好。
我们有太多的愿望。
主持人：你说的很实际，但是要作也不容易。
葛剑雄：是的，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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