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记者:
我第一个问题想请问周铁农主席,我们注意到中共在十七大报告中要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已经做了这种承诺。我们想请问周主席,您作为民革中央的领导人,多次参加过中南海的高层协商,您的感受是怎么样的?您觉得民主党派的意见对决策能够产生影响吗?这种效果是怎么样的?您对这个效果是不是表示满意?
第二个问题请问万钢部长。因为您是35年来第一位出任国务院正部长职位的民主党派人士,我们觉得各界对您一直非常关注,现在您上任已经几个月了,我们想问一个问题,您觉得有实权吗?与您的党组如何协调和处理关系?科技体制改革应该怎样调动年轻人的积极性?
周铁农:
政治协商是我们国家多党合作制度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也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形式。同时,我觉得也是各个党派表达自己的见解和主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现在政治协商在我们国家已经成为一种制度,中国共产党也把协商在决策之前纳入到自己的决策程序中。
政治协商有三个渠道:第一,在人民政协内部的协商。人民政协本身就是开展政治协商的一个场所。第二,各党派中央的负责同志和中共中央的负责同志直接面对面的就一些重大问题进行协商。比如这位记者提到的,在中南海开的协商会。第三,各个党派可以根据自己在调研当中发现的问题,或者在了解社情民意当中所形成的一些意见,直接以书面的形式向中央或者是中央有关部门写出政策性的建议,我把它叫做书面协商。这种协商有的时候会得到中央的直接答复,有的时候,如果这个问题比较重大,会演变成面对面的口头协商。
我1998年担任民革中央的常务副主席,也在这一年担任了全国政协副主席。这三种形式的协商我都参加过。初步统计,民主党派和中共领导同志的直接协商,我参加了100多次。在政协里协商,次数比这个还多。民革中央直接向中央写出的书面政策建议,在这十年当中,大概有几十份。涉及到的问题及政策建议大概有几百条。这些政策建议都得到了高度重视,有很多都得到了采纳。
在协商的过程当中,我的体会,第一,中共方面是高度重视政治协商的,同时协商的态度也非常诚恳。
第二,民主党派参与政治协商非常认真,也是非常坦诚的。我们可以说是毫不顾及、坦诚地就一些重大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和提出我们的建议。
第三,协商的效果很明显。在很多问题上都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效果。就民革中央来说,这十年当中,我们所提出的绝大部分意见和建议都得到了采纳。我说的这种采纳不一定是我今天提出一个建议,明天这个建议就变成了中共中央或者是国务院的一个政策规定,而是大的方面,它体现在中央的决策当中。
比如说,多年来我们一直关注义务教育,要由国家承担它的投入问题。因为原来义务教育阶段的责任是放在县、乡以下,多年来我们一直对这个问题提出建议,现在逐渐地由中央财政负担了大部分义务教育的财政支出开支,这不是民革中央的建议直接变成了中央的政策,但民革的建议包括其他党派的建议,在中央制定政策时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关于大江大河的污染治理问题、农村卫生体制改革问题,我们都提出了很多建议,现在都得到了体现。
就我本人来说,曾经向中央提出了几个具体建议,都得到了采纳。比如我曾经在调研的基础上,对新疆的伊犁河修建水利枢纽问题,直接向中央提出了报告,这个工程现在已经竣工投入使用了。我曾经提出在甘肃修建引槽工程,现在已经得到了体现。
第一次提出以后,第二次是时隔半年,我又提出了这个问题。当时家宝总理就讲,铁农同志已经两次提到了这个问题,说明我第一次提他还记得,而且当时就要求发改委、财政部赶快就这个问题进行调查,并且制定相应的措施。当然,中央实际上对这个问题。我觉得现在中央对县级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逐渐加大,说明我这个建议还是发挥了作用,至少我看到这种结果,我自己感到非常欣慰,也非常高兴。
周铁农:
政治协商对于推进我们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对于巩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格局,对于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对于一些重大方针政策的贯彻和落实,对于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和谐,我觉得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所以我们认为,政治协商是实现民主的一个非常好的形式,协商式的民主,可以说是我们国家对民主的一个重大贡献。
万钢:
我曾经在不同场合回答过这个问题。2007年十届人大第27次会议上任命我为科技部部长,当时在海内外引起了很大的影响。刚才这位记者朋友也说,这是改革开放35年来,首位正职部长。民主党派参政议政自改革开放当中就形成,差不多每个部门、每个省市都有民主党派的参政。其实作为正职也有不少,我自己作为同济大学校长的时候就是正职,只不过那时算是副部级,我觉得这也是民主政治建设持续发展的过程。
大家都关心我的工作,在不同场合上,很多记者都问起来。我记得去年5月14日,刚刚任命时,我还在同济大学忙碌校庆。5月14日,总理到同济大学给同学们做了意味深长的讲话。然后总理在车上意味深长的跟我说了一句话,万钢同志,你作为部长,首先要做到有职、有责、有权。我就任以后不久,总理还找了我深谈,就是关于科学的发展、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以及科技发展当中的一些问题,也关注着部行政和部党组的合作。
我和学勇同志很早就认识了,我记得在2004年12月27号给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做讲解时,那时候就是李部长陪着我一块去的,在这之前,我们共同准备。到科技部工作以后,我们两个人的关系处的很融洽,可能也是同代人的关系,他下乡很多年,我也下乡很多年。在工作上面,我们通过半年多的合作,逐步理出了一套思路,特别是党组和部务会的议事规程,党组议什么事,部务会议什么事,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怎么样的,我们有一个议事规程,这是经过半年多的常识、探索写出的一个规程。在工作当中,开党组会的时候,我基本上都参加,党组会要议的事,党组书记和部长都充分的沟通。
部务会在议事过程当中,关系到我们国家长远利益的事情,提交给党组进行深入研究。比如去年6月25号,总书记在党校讲课以后,我们和党组一起来商量,因为涉及到我们国家在十七大以后的发展。所以科技部党组开了务虚会,共同确定了13个有关于我们国家科学技术战略发展的中长期,包括我们进行部门职能转变、深化机构改革,怎么样自觉地接受监督,怎么样搞好廉政建设和诚信建设方面进行了深入调研。所以从那时候起,科技部的上下,在平时日常工作当中,加上了课题的研究,13个战略课题的研究由所有的部长、副部长共同承担,然后经过了多次中心组的学习,大家确定了今后发展的方向以及探索的思路
我们合作遵循的原则,我觉得应该是科学决策、集体决策和民主决策的原则,这就是和党组合作的原则。按照国务院组织法,部长要对部里的工作负全责。我在深刻总理跟我说的有职、有权、有责任,权力和责任是联系在一起的,任何人都不能放纵权力,任何人都不能推诿责任。当你有权作出一个决策的时候,你必须要承担它的责任,因为你的权力是人民给的,这个权力背后寄托着我们全国科技人员的重托,寄托着我们国家科技发展的重托。所以这个权是很重的。
今天施行了这个权,你就要负责。我在上任的时候感到诚惶诚恐,确实感到担子很重,但是遵循的原则是一个科学决策的原则、集体决策的原则、民主决策的原则,这样,它的发展、决策会是正确的,而且在整个发展过程中,也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
青年人才的发展确实是我当前最关心的事情。我在很多场合都问起过,现在一讲人才就讲引进人才、留学人才,我们自己的人才呢?改革开放30多年了,我们自己的人才也已经茁壮成长。我在各地调研的时候,看到一大批中青年人才,40多岁、30多岁的人才正在茁壮成长和发展。但我也想,作为科学发展,今后应该更加注重青年人才的发展。我们现在和自然基金会共同探讨,比如给青年工作者,让他们承担更多的自然科学基金。
“两会”召开前一天我们颁布了对于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长期稳定支持的政策,每个国家重点实验室都将得到一笔资金,这笔资金主要是在开放运行和自主研究的课题上,我们在这里也特别要求,我们的青年,特别是刚读完博士或者博士后毕业的,独立承担课题,由他们来培养。
去年年底,人大常委会通过了科学进步法。在科学进步法当中明确了科研工作者的诚信,也规范了对诚信的要求,同时还明确了我们宽容失败。也就是当一个科研课题,通过大量的实践和研究,证明它不可能实现的话,那照样可以结题。为什么?要培养青年人才,一定要有一个宽松、和谐的研究环境,让每一个研究室能够自主地确定一些课题,让青年科学家能够自主地承担课题,让每一个科研工作者放下包袱。我觉得在某些情况下,如果探索出一条走不通的路,可能比事事成功还要好。
我们很多科学前贤他们在无数失败中探索道路,没有他们的失败,我们也不可能成功。很多报道说我做过很多项目,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其实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我做失败的事情要比我成功的事情多得多。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环境,使每一位青年人能够努力地做他自己,他对科学的探索、他对科学的期望,不畏艰险的去发展,我觉得这是青年科学家发展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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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全国两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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