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届年推大部制时机成熟
这或许是个过于宏观的概念，但却必然在未来数十年内，于细微处影响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
这或许是个阻力重重的变革，但却必然使中国在进一步发展和改革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大部制，这个内涵丰富的词汇，在十七大后进入公众视野，重构中国政府权力架构的预期，使它承担起吹响中国新一轮行政体制改革号角的重任。
大部制改革时机成熟
“大部制，将成为下一轮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的龙头。”
2007年上半年的一天，在北京
大学的讲坛上，61岁的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以这句话开始他的讲演。当时，台下众多的听众，对大部制这个新词汇，还知之甚少。
几个月后，这个当时被外界认为是纯学术猜测的想法，被官方以最高文件的方式证实。
200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被郑重写入近3万字的十七大报告。
今年3月，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将正式提交全国人大审议。
汪玉凯因此成为媒体追捧的大部制改革专家。
“我搞了几十年的政府改革研究，通过我的观察和思考，目前，推进大部制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汪玉凯说。
避免职能交叉多头管理
大部制，这个在十七大后才逐渐进入公众视野，在中国人听来还有些陌生的新词汇，30年前已经是欧洲各大报章的热门话题。
被中国人熟知、素以铁腕著称的英国保守党领袖撒切尔夫人，在1979年上任伊始，就将改革英国政府机构列入她的工作表，大部制的思路，正是在其实践中逐步明确。
所谓大部门体制，或者大部制，就是在政府的部门设置中，将那些职能相近、业务范围雷同的事项，相对集中，由一个部门统一进行管理，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府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多头管理。
“目前，社会和经济范围内，我们的政府机构职能交叉的问题比较突出，直接影响到我们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现在基本到了不改不行的地步了。”汪玉凯说。
一个事实是，大部制从去年10月写进十七大报告，到今年3月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审议，仅仅用了5个月的时间。
“这说明，最高层对这个问题，早有考虑，已经下定了决心。”汪玉凯分析。
人事安排成改革难点
这并不是一个容易下定的决心。
对中国政府的管理机构稍有了解的人，都会对其复杂的架构和庞大的组织体系记忆深刻。
“我简单数了数，国务院各部委、直属机构、办事机构、事业单位，至少有70个。”中国人民大学的毛寿龙教授说，他所带领的课题组，曾在2004年，受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委托，做过一个名为《未来十年的政府改革框架》的课题研究，在成果报告中，提及政府机构改革的方向，毛寿龙的建议也是，进行大部制改革。
向来争论不休的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观点出奇的一致，“虽然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但都是改善性的质疑，而不是否定性的。”毛寿龙称。
改革的阻力，显然并不来自于学界。
“要将几十个部委，缩减成十几个，最直接的问题就是，多出来的部长们怎么安排。”汪玉凯称，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人事，始终是改革不可回避的难题。
“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国务院40个直属部委，一下子减了11个，力度相当大，改革前，中编办等部门的负责人和每一个部长谈话，就谈三句话，叫部长回答三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你看你这个部，下届政府还要不要；一个问题是，要的话，你最少需要哪几项职能；第三个问题是，根据这些职能，你要多少人。据说一轮谈下来，没有一个部长主动要撤销自己的部。”
部长们的反应，其实很好理解，每个部委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也都有各自的利益。“这种调整涉及到很多利益的问题，受到一些部门的抵制和反抗，这是政府机构改革的最大难点。”汪玉凯说。
即便面临众多阻力，大部制改革还是被本届政府提上了日程。“就像生小孩一样，这是一个必经的阵痛，早经历比晚经历好。”汪玉凯称。
换届之年启动利于推进
“在今年启动改革，各方面的时机也比较好。”毛寿龙分析。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今年是政府的换届之年。
一般的规律是，在政府换届和实行整体改革的时候，改革的宏观动力会强一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进行过5次政府机构改革，这5次改革推进的时间，都恰逢政府换届。
“这次换届，政治上的时机比较好，经过5年的整合，有足够的政治资源，有能力来控制整个改革的过程。”毛寿龙认为，换届，也给人事安排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正好是换届嘛，该退就退嘛，上新人的时候，可以少推荐几个嘛。要是非换届时期，来做这个事情，阻力肯定会非常大。”
改革将是一个缓慢过程
即将提交全国人大审议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将决定未来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方向，并将对整个中国改革的进程产生深远影响。
“政府机构的改革，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而不是一场战役。”毛寿龙说，“机构上层级的改革，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英国的改革，也是一个执行局一个执行局地进行的，现在还不能说已经全部完成。”
毛寿龙建议，今年，中国政府应先提出一些宏观上的解决方案，先把框架搭好。至于一些微观上的问题，要慢慢磨合。“今年的改革，基本是3月份的时候动力最强，前半年的动力也还可以，后半年动力就会逐渐下降，这个时候改革的阻力就会逐步加大，各种反复势力就会抬头，这是个关键时期。”
汪玉凯则认为，改革方案一旦通过全国人大审议，就应该具有长期的相对稳定性和权威性，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要用这个改革方案来推动，减少人为的干扰。
■链接
改革开放后5次机构改革
第一次：1982年，国务院各部门从100个减为61个，编制从5.1万人减为3万人。
第二次：1988年，国务院部委由45个减为41个，改革后人员编制减少了9700多人。
第三次：1993年，国务院组成部门、直属机构从86个减少到59个，人员减少20%。
第四次：1998年，不再保留的部委有15个，新组建4个部委，3个部委更名。改革后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组成部门由原有的40个减少到29个。
第五次：2003年，设立国资委、银监会，组建商务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监总局，将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改组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务院组成部门变为28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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