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谢谢曹委员的精彩报告，下面我们有请我们本次走进人大的另外一个嘉宾：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农村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贵先生！
李成贵：我在想，我们的根就在农村，我们与农村有血脉相通的联系，我说了，我可能看上去不像农民，但是我思想深处，乡村的小溪还在哗哗流淌，我和大家一样，农村的蓝天白云，农村的青山绿水是我们共同欣赏的美丽的图画。农村夜晚的那一勾残月还有满天的繁星是我们共同欣赏的，乡村的袅袅炊烟还有哗哗流淌的小溪是我们共同欣赏的景色，还有农村村里的小芳是我们共同的故事。
所以我跟大家很容易沟通，遗憾的是今天时间太短了。我知道大家都是刚刚春节返校，可能回家也有很多感受，我也想提醒大家的一些看法，我们多互动。
刚才说了这么多，我再接着说，刚才曹老师说农业不是一个产业，也可以这样说，但是我们说惯了我们也可以算是一个产业，但是它不是一个一般的产业，我说它是一个崇高的产业。刚才曹老师讲，就触动了我了，我从以前十几年前的博士论文里边找出一段话奉献给大家，说农业是崇高的产业，这句话是原话，农业是一个让人崇高的产业或者是职业。这应该是古罗马的一个哲学家说的吧！
农业是沟通人与自然的桥梁，它让人享受高层次的精神生活，高品位的文化体验，没有人否认清澈的空气，分外明朗的日月星辰其价值远远超出了经济范畴，它是人类的生命与自然的生命融为一体，是最通俗的天人合一。那长满蔬菜鲜花，硕果累累的田园本身就是一个富庶嫣红的伊甸园，是一部无言的经典。在这里随便一片的可见的小景就可引起心灵的激动和共鸣。
它让人穿越时间的隧道，聆听远古的呼声，也让人感受现代文明的节奏，当然更容易让人轻轻松松的纵情于自然的愉悦。因此随着社会的进步，那些竟然在现代工业文明中与大自然日益隔膜的人们需要重新回到大自然的怀抱中，怡养信心，开阔心境。当他们飘然而至，在乡村住上几日，又带着闲适和心灵的满足悠然而去，这便是一种优美的心绪，一种诗意的生活，一种古老价值的现代发挥。或许也暗示着人道的原初和踪迹。
现在我们再看两个图片，这个图片是南方的一个农民在田间工作，是左边这个，一手拿着锄头，曹老师最清楚了，曹老师曾经写了一本书，大家知道日本鬼子干了很多坏事，在我们中国，但是他们搞了一项还是挺好的，就是搞了一项工程调查，那个资料非常好，调查很细，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多搞农村调查的人还是比不过它，曹老师用这个写了一本书，非常好。
这个作品就是说，很传统的工具和很现代化的通讯，手机很完美的在一个农民身上，很自然的结合到一块儿。还有这边这个，我想应该是北方的一个牛市上，这个人，我在想可能他是在给他老婆打电话，说我们牛卖得价钱挺好，这是两个照片。
再看一个照片，这个照片也是有意思，这个照片应该是南方的一个小镇，这个老头在这儿打电脑。后来我一直是这样认为的，可是最近华南虎的照片出来，包括最近藏羚羊的照片出来，我后来发现这个手像在打麻将。是不是？这个手像是在打麻将。所以我认为这是假的。但是假的，你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也有这种可能。
它很说明问题。
这几张照片说明什么，说明中国处于一个急剧的转型时期，我们的社会几十年未有的变局，变化太快了。那么在这样一个变化的社会中，我们大家都对农感兴趣，这很难得。在这样一个变化的社会中，我们三农又是一个社会的热点。关于“三农”的说法是非常非常多的，我们知道我们有时候开一些会，谈到农业，谁都在那儿积极发言，谁都能说上几句，太简单了，门槛太低了。谈到工业，发言人就少一点，谈到金融，发言人就越来越少了，所以这个“三农”确实是门槛很低，大家都感兴趣，好象是体现大家，代表正义，道德关怀有这么一个特点。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一个转型时期，“三农”这样一个热门的话题，大家会听到很多很多说法。那么怎么样看待“三农”问题，我觉得大家可能都是学生，有时候可能会被一些说法误导，或者是抓不住本质，那么怎么深刻的准确的认识三农问题呢，我今天给大家讲一讲。我想让我们来认识三农问题，可以有不同的角度。但我觉得，我们的经验，我们有一个角度，一条主线来认识三农，什么主线呢？就是国家和农民的关系。
国家和农民的关系，我想有一个公式，这个关系等于农民的土地的权利，农民接近市场的权利，农民流动的权利，农民自治的权利，还有农民和国家之间的取予关系。我想这主要五个变量。
我们就不说很远了，不说历史上的事情了，我们就再比较一下改革前后我们国家和农民关系的一个变化。在改革前，农民首先第一，没有土地的权利。土地是集体的，农民没有剩余索取权。经济学大家最近应该比较熟悉了，没有产权经历的或者说劳动的努力程度和报酬是不对应的，是分散的。
这儿有两张照片，大家看着好像很陌生的，当时出版以后，变成集体土地所有制。
第二是当时农民没有接近市场的权利，我们是计划经济体制，我们学苏联这一套，我们是计划经济，基本上没有自由的市场，你要是做一点小买卖是投机倒把，国家它垄断，是凭票供应，农民不能按照市场的需求去配置资源，我看过一个资料，在贵州一个生产队里边二分地种花生，都要这么计划的。当时有流行的粮票，短缺经济，是不能随便到市场上买东西的，那是人大经济学院翻译的科尔论这一套，短缺、凭票、财政，等待，那是凭票供应的，还有布票，现在我今天看比赛，看姚明的消息，我想到这里我就说，姚明为什么现在身高的人这么牛气了，因为现在不要布票了，如果再要布票，像以前姚明那个连衣服都买不起，买不了那么多布，所以那个时候谈恋爱五短身材比较流行。
那个时候没有土地的权利，没有市场的权利，没有自由移动的权利，没有迁徙的权利。那个时候生产队我们叫人民公社，统购统销，城乡户籍制度等于像个笼子一样把农民就圈在这个生产队里边了。你这个农民到另外一个村去串亲戚可能还要经过生产队去批准一下。所以那时候不能随便的流动。
另外那时候也没有自治的权利，另外一个就是说，国家对农民是取，取大于予，包括人大有一个对三农感兴趣的老师严为正，严老师，当时说也是拿走了6000多亿，有人还说是1万亿，只取不予，农民为工业化做出巨大贡献。这是改革间的国家和农民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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