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是举国关注的政治大事，为了促进全国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与人民群众，尤其是高校学子之间的积极互动。腾讯网重磅推出“2008全国两会代表委员与高校学子面对面”系列讲座活动。以下是此次活动的第一场：全国政协委员蔡继明与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对话的精彩实录。
主持人：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以及正在收看直播的各位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腾讯网2008全国两会系列访谈之走进高校。今天我们的第一站来到了中国人民大学的经济学院。感谢经济学院的同学们和老师们给我们准备一个这么好的现场交流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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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制度变革”。说到这个话题，我突然想起在几天前我打开咱们经济学院主页的时候，看到我们杨院长有一句话非常精彩，他的个人寄语里面是这样说的，“经济学就像人文社会科学皇冠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一项发明可能会带来一个新的产品或者一项新的工艺，一个新的经济思想或者一项新的经济政策，可能会改变我们一个社会的发展进程。”这样说来，我们的土地制度改革应该也算是其中之一了。
在座的同学们，以及正在收看直播的网友朋友，你们的参与也有可能会推动这项制度的改革，也可能成为我们整个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推动者之一。一个好的主题是我们这场话题能够展开的一个关键，当然还需要我们特别好的嘉宾了。今天我要隆重地介绍一下，尽管同学们都已经知道我们嘉宾的名字了，但我想对于我们众多网友来说大家肯定也是不陌生的，在网上搜索他的名字，会发现他绝对是一位“网络红人”。这个网络红人怎么说呢，大家不信可以搜索一下，因为我们蔡委员是连续三届连任我们政协常委了。另外他提的提案总是能够引起广大网友以及普通民众的响应。比如说刚刚公布的黄金周假日的改革方案，就是有我们蔡委员的功劳，因为是他带领的一个项目小组完成的。另外还有官员腐败的提案，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民生话题，比如中国社会科学不宜设院士等等非常敏感的提案都是出自我们今天嘉宾的提案当中。
我下面要隆重地请出我们的嘉宾：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常委，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副所长蔡继明教授。欢迎您，蔡教授。
蔡继明：我纠正一下，刚刚主持人说连续三届，担任的是全国政协委员，还不是常委，下面下一届能担任常委。刚刚还介绍到最近媒体关注的问题也非常多，春节刚刚过去，我们也是刚刚度过了第一个法定节假日调整后的除夕，它也变成了法定假日。紧接着我们下面又会迎来第一个法定的清明节和端午节、中秋节。后面我们也还将组织一些有关的讨论，就是中国人如何过我们的传统节日。今天这个话题并不那么轻松，说起过节来，节假日就是要放松一下。今天讨论的话题是非常严峻、严肃的，且是沉重的话题。这就是在我们国家城市化进城当中，我们所面临的土地问题，土地制度的变革问题。
今天这个话题主要涉及三个内容：第一，城市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根本途径。第二，城市化与现行的土地制度之间的矛盾。第三，推进土地制度改革的一些设想。我想分这三个问题和大家一起进行讨论。
首先谈第一个问题，城市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我想，“三农”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中共中央就“三农”问题连续发表过九个一号文件，今年可能是第十个一号文件。“三农”问题积累的时间很长，虽然党和国家花了很大的力气加以解决，但实际上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还在继续的扩大。1997年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还只有2.47倍，到了2006年涨到了3.28倍，从发展的趋势来看，还有扩大的苗头。以上所公布的数据还仅仅是根据官方的口径。有关专家、学者和研究机构，对我们国家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也做过一些推算，实际的收入差距应该是在六倍以上。按照世界银行的有关报告，世界上多数国家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只有1.5倍，超过两倍的国家很少。1995年当时有36个国家的有关资料显示，中国是城乡收入差距超过两倍的仅有的三个国家之一。现在不仅是两倍，应该是在五倍到六倍以上。
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以及“三农”问题如此之严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国家的城市化水平过低。由于城市化水平过低，会导致一系列的经济、社会问题。我们现在的城市化水平只有43%，而我们国家的整个经济结构，从工农业的产值来看，工业产值已经占到GDP的87%，农业产值只占13%。可是农业的人口还有57%，也就是说城市人口只有43%。这样来说，我们国家的城市化严重地滞后于工业化，由此会造成什么结果？
首先我们回顾一下中国经济翻两番的所谓倍增计划，我们实现国民经济翻一番倍增的这样一个目标，我们用的时间比日本和美国用的时间都长，或者说我们用同样的时间，美国和日本不仅翻一番，他们要超过一倍以上。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我们实行倍增计划的时候，美国当时的城市化率是87%，日本是64%，而中国当时只有36%。由于我们的城市化水平低，所以我们实现国民经济倍增计划所花的时间就比美国和日本所花的时间要多。
由于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长期造成的城乡分割二元结构，以至于我们国家的GDP还不到一千美元的时候，在我们的经济结构当中就出现了西方国家他们在人均GDP达到三千美金时遇到的现象，这就是有效需求不足。大量的消费品都供过于求，可是农村，广大的农民还处在很多消费品极其匮乏的状态，特别是家用电器等等。我们大量的工业品已经出现了生产过剩，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城市化水平过低，农民的收入水平过低，他们有需要，但是没有需求，从经济学上看他们没有支付能力的需要。
城市化水平过低也造成了我们国家人地关系高度的紧张，国土资源部最新报告显示，从1996年到2005年，我们的耕地面积净减少了1.2亿亩，约占我们耕地总量的6.6%。截止到去年年底，我们的耕地面积只剩下18.27亿亩，人均只有1.4亩，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40%，相当于美国的八分之一，印度的二分之一，我们有六百多个县，人均拥有的耕地面积都低于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也就是人均0.79亩，现有的耕地总量从质量上也不高，高产田仅占了28%，低产田占了32%。由此造成我们国家土地经营规模极其狭小，我们国家目前每个农户，因为我们的耕作单位、经营单位就是农户，每个农户不过0.5公顷，也就是7.5亩。而美国的农场，平均是我们国家农户的四百倍，他们占有的土地是我们的四百倍，欧盟是我们的四十倍。即使是日本、韩国，土地资源极其稀缺的国家，他们农户占有的耕地也比我们一个农户占有的耕地要高三到七倍。可以说中国农民的家庭经营规模是世界上最小规模的。让农民在如此狭小的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同时还想让他们致富，这肯定是天方夜谭。
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亟待转移，我们国家农村现有的劳动力大概有4.8亿，可是按照我们现有的生产力的水平，耕种18亿亩耕地，有1.7亿的劳动力就足够了，这就意味着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从静态地来看，也就有5.2亿的劳动力需要转移。5.2亿的农民其中包含三亿劳动力需要转移到城市。从动态的角度来看问题就更加严重，我们国家人口的自然增长率目前还是一个正数，直到本世纪中叶基本上都可能会大于零，届时人口达到最高峰的时候是16亿，其中增加的人口大部分是来自农村。所以从动态的角度来看我们要到本世纪中期基本实现现代化，在农地总量要保持18亿亩基本不变的前提下，从事农业生产到那个时候最多也不会超过两亿人，也就是说，当时的我们城市化水平至少要达到80%。这就意味着，从现在起到2050年，将有7.6亿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平均每年要转移一千七百多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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