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元礼将成为山西官煤勾结的第一个标本
身为无党派人士的临汾市副市长苗元礼同样因煤所累，其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是在2007年10月9日召开的市政府经济运行情况分析会上，不久后其被山西省纪委带走。坊间传言，办案人员在其以及他的多名情妇处总共查获了高达7000万元的不明资金。一位接近山西省纪委的人士称，目前已落实受贿数额约500万元，共有约50名煤老板被纪委传唤。
苗的受贿路径早已不是秘密，苗元礼在2006年之前分管煤矿，那时正是临汾煤矿关停和产权改革的高峰期，重权在握的苗元礼不仅掌握着一个煤矿的生杀大权，而且大笔一挥，就可以让煤老板少交数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的资源费。
2005年11月，本刊曾以封面报道的形式对临汾官煤勾结的黑幕进行过报道，山西省高层领导对此文进行了批示，一些基层的执法人员受到处理。在当时采访时，一位煤老板就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预言，苗元礼迟早要出事。
坊间流传一个较为夸张的细节是，苗元礼的办公桌上经常会放一叠报纸，找他办事的人看报纸有多厚，就要放多少钱。
据称，苗元礼受贿的线索来自于两个渠道，一个是“黑砖窑事件”后，中纪委在查办公职人员的渎职问题时，发现洪洞县广胜寺镇派出所所长刘林忠名下有数亿元的存款，且被频繁转移，广胜寺镇是“黑砖窑事件”的最初暴发地，该地派出所所长刘林忠在事后被处以行政降级处分。刘林忠被“双规”后很快承认，他有巨额资金是因为他个人在洪洞县境内有煤矿，而且曾向苗元礼行贿200万元。
另一线索则来自原临汾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月喜的供述，王月喜被“双规”后，向纪检部门揭发说，他的一位开煤矿的亲戚曾向苗元礼行贿50万元。2007年12月28日，王月喜涉嫌受贿、贪污一案在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他的辩护人当庭指出，王月喜在纪检、检察机关调查期间，揭发了他人的重大职务犯罪行为，已查证属实，具有立功情节，依法应当减轻处罚。
而加速苗元礼落马的还另有其事。2007年8月28日，山西省委组织部已拟调整苗元礼为省直正厅职职务，并在当天的《山西日报》上进行了公示。公示期间，有人反映苗元礼涉嫌受贿。但苗矢口否认，称自己绝对是一名清廉正派经得起考验的领导干部。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
相关的临汾市煤炭工业局也未能脱离干系，该局局长和一位副局长亦被“双规”。管理高危行业的煤炭局，亦成了腐败的高危部门。除局领导外，该局还有多名办事人员牵扯其中。据称，近期煤炭工业局人心晃晃，局里让开会，竟然没有人敢去参加。
在2007年12月20日召开的临汾市全市领导干部会议上，山西省委书记张宝顺在讲话中明确指出，煤炭安全生产事故频发，一些煤矿长期非法盗采国家资源，原因固然很多，“但官煤勾结、权钱交易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而在以往，山西官方并不认可和使用官煤勾结这一词语。
苗元礼，将成为山西官煤勾结的第一个标本。
“是这个岗位害了苗元礼，约束机制的欠缺，让他伸手的机会太多太容易了。”临汾市政府的一位人士说。
在临汾，所有和煤炭有关的政府职位都被认为是一个肥差，而如今，这些诱人的岗位，已经成了一个个烫手的山芋。
如何走出资源诅咒
一掷千金，悍马，购房团，这些暴富群体的标志性词汇在经媒体放大后，煤老板更加成为众矢之的，成为社会情绪的一个靶子。
一位煤老板愤愤不平地说，“现在各行各业的人都想从我们身上揩油，觉得我们的钱挣得太容易，动不动就让我们捐款或者赞助，有的直接就罚款或者敲诈，全民皆仇富。”
一个在临汾引起强烈反响的事件是，临汾市公安局为了盖新办公楼，但没有经费，最终将目标瞄准煤老板，逾亿元的建设资金几乎全部来自于对煤老板的各种罚款，一位知情人士称，当时连国保、户政等民警都有罚款任务，直到有一天在公安局家属院突然出现一个炸药包后，这种行为才有所收敛。
临汾市委书记王国正曾在一次大会上公开称，“有些同志找我安排子女工作，不考虑所学专业是否对口，只想去煤炭局、国土资源局，说那里实惠。什么实惠？无非是想吃拿卡要！”
在临汾众多基层执法部门有一个怪现象，大家都争着上班或者加班，和领导关系不好的人，经常不被安排工作。
利润的巨大更吸引了无数公权人员参与。洪洞县广寺镇派出所所长刘林忠被称为“大款警察”，其上班时开的私家车价值50多万元，之所以还上班，是因为他的身份可以为他的煤矿提供更好的庇护。此次发生瓦斯爆炸事故的瑞之源煤业公司，一个不为外界知晓的事情是，其实际控制人是当地政府部门的一名干部。而一度在临汾市猖狂的黑煤矿，每个煤矿背后都有公职人员的影子。
“这些人都忙着给自己挣钱，哪还有心思放在本职工作上。”临汾市的众多老百姓评价说。
煤老板在暴富之后，为了寻求更大的安全感，开始对政治表示出极大的参与热情。金钱开始显示出了它的独特魄力。
一位煤老板告诉记者，每个煤老板背后都会有几个要好的官员，而“摆平”这些官员就是靠钱。这位煤老板为了显示他的能量，带着本刊记者来到某政府小区，然后打电话给当地的一位官员，让他马上下楼来见他，一股命令的口吻。当时已经晚上11点多，这位官员身着睡衣来到楼下，煤老板又告诉他，没事了，你可以上楼了，这位官员听罢，又屁颠颠地离开了。
“我不害怕政府部门找我的事，我害怕的是他不来找我，因为他只要来找我，我就可以用钱搞定他。”这位煤老板炫耀说。
权贵的苟合，带来的是政治和社会生态的畸变。临汾市尧都区土门镇曾发生一起十分可笑的事情，当地村民致富的捷径就是用机动三轮车运输没有任何手续的黑煤，当地媒体报道后，交警查扣了部分三轮车，而村民也组织起来，对过往运煤的黑车进行拦扣，他们心里清楚，这些黑车的幕后主人就是交警队的人。果不其然，交警最后放了村民们的三轮车，双方从此互不干涉。
“他们有权的人吃肉，我们难道不能喝点汤。”当地的一位村民说。
金钱成了当地政治生态迷乱的催化剂。公权私用，在这里已经到了毫不掩饰的地步。记者获得的一份举报材料称，临汾市现任或原任的市级领导里，其子女在公检法等要害部门担任领导职务的不下20个，仅担任各区县公安局局长的就有五六个，“大多是20多岁就当上公安局长。”
金钱之下，所有的利益对抗者均成为利益共同体。2007年3月出事的余家岭煤矿本来六证已全部过期，当地政府还派了两人24小时监督其不能生产，就在监督者的眼皮底下，居然发生了100多人同时下井非法生产的“奇闻”。
甚至连受害者也加盟其中。临汾某县的一个煤矿发生事故后，矿方对死亡人数进行了瞒报，当地政府最终在火葬场找到了遇难矿工的尸体，矿方才承认了事实，但就在向死难者家属核实情况时，对方死活不承认自己的家人遇难。最后才搞清楚原因，出事后矿方赔付了家属双倍的钱，并许诺如果配合矿方隐瞒事实矿井不被关闭的话，一年后再给5万元。
畸形的社会生态，引来假记者们如苍蝇般疯狂。在临汾，这些假记者们会在第一时间出现在矿难或者黑色交易的现场。在一些公路收费站点，拿着记者证晃一下就可以免交通行费，有的货车司机竟然也持有记者证，甚至有的正规媒体也用批发工作站或者采访证的方式大肆敛财。本刊在2004年11月曾对临汾假记者横行的现状进行过报道，中央领导同志做了批示，但如今，这种现象欲演欲烈。
2007年12月28日，临汾市检察院以非法买卖爆炸物罪、非法采矿罪、重大责任事故罪和不报、谎报安全事故罪等罪名，对洪洞“12·5”特大瓦斯爆炸事故的相关责任人提起公诉。其速度之快，再一次彰显出政府惩治违法者的决心。同时，临汾市委、市政府决定从12月下旬开始，用三个月的时间在全市干部队伍中进行思想纪律作风集中整顿。
这个在2007年引来无数愤怒、质疑、诟病以及伤痛的资源性城市，如何走出资源诅咒，更值得大家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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