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典猛药为何依然难以扼制安全事故高发
李天太被免职后，晋城市委副书记夏振贵被火速调往临汾主持市政府工作。夏振贵有意将上任后的第一次工作调研安排在了煤炭、安监部门。在此次调研中，夏振贵强调，要落实企业的主体责任人，变“要我安全”为“我要安全”，变“行政干部为煤矿安全不安”为“煤矿老板为煤矿安全不安”。
“什么六证齐全，我看是五毒俱全！”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在洪洞矿难调查组成立会上怒斥。安监总局针对临汾连续发生的几起煤矿事故分析说，这一系列事故，其非法盗采，其弄虚作假，其严重超定员、超能力、超强度生产，其管理混乱，甚至事故后瞒报、迟报和逃匿等，如出一辙，而且一起比一起隐蔽，一起比一起严重。
每次矿难都被视为血的教训，但为何矿难依然接踵而来？
是制度不健全吗？几乎没有人这么认为。当地关于煤矿安全的规定，几乎穷尽了所有的心思。该省甚至出台年产9万吨的煤矿每次下井人员不允许超过29人的规定。有人说，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一次死亡30人以上的特大事故就要由国务院进行事故处理。
是政府管理不力吗？没有一位官员愿意承认。当地一位县领导在谈到对煤矿安全的管理时感慨“几乎是在打一场人民战争”，每天都会有执法人员前去检查，甚至政府还派了工作人员驻点监督，政府为安全所付出的成本巨大。在对干部的处理上也是毫不留情，2007年3月的余家岭煤矿事故发生后，临汾市政府一下子处理了37名干部，连被称为”政治名星“的区长宿青平亦被免职。该市甚至在余家岭矿难后出台政策，以后凡是煤矿违法生产造成10人以上死亡者，所在区县的书记和区县长一律免职。
是对煤老板的威慑不够吗？在2007年临汾市已经发生的两起重大事故中，煤老板均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如此重判煤老板在以前从未有过。而在2007年年初，山西省已将每死亡一名矿工对煤矿的罚款额度提高到了100万元。
重典，猛药，为何依然难以扼制煤矿安全事故的高发势头。那么，究竟是谁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
陷入怪圈的煤矿安全管理
洪洞12·5事件后，临汾市所有的煤矿被关停整改。这已经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一人得病，全家吃药”，煤老板都如此抱怨。2007年，临汾市的煤矿的总共生产时间不超过3个月，每次事故后全市煤矿都会被叫停外，“两会”、“十七大”期间煤矿也被责令不能生产。
除此，煤矿常常因为各类证件过期而被迫停产。一个煤矿要正常生产，需“六证”齐全，这“六证”分属六个省级主管部门，每个证每年都要年检一次，常常是一个证刚办下来，另一个证又过期了。
畸形政策的出台，是因为一个关于企业安全生产的企业行为被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
“政府动不动就让我们停产，这是严重的违法行政。”一位煤老板抱怨说，“一个煤矿一出事，所有的煤矿都被政府勒令停产，表面上看是对安全生产的重视，其实起到的是反作用。”
对于这一看法，一些政府官员也认同，“煤矿可以正常生产的时间非常和限，一旦开始生产，煤老板为了加大产量，肯定会做出好多违规的行为。”另一驱动力在于日益增长的利润，根据目前的市场行情，临汾市主产之一的主焦煤的价格每吨一度超过了1000元，而其成本每吨不足300元，利润高达三四倍。
而从技术角度来说，每次停产时间过长，其瓦斯聚集、塌方等安全隐患就越多。另外，停产会加速矿工的流动性，新来的矿工对矿井的熟悉会有一个过程，一不小心，就会造成大的安全事故。
煤老板普遍表现出的是对煤矿正常生产的安全感的缺失，除动不动就会被临时停产外，永久被关停也是随时都会发生的事情。在临汾，一次死亡3人以上的矿井会被关停。另外，当地为了对资源进行整合以及加强对煤矿安全的管理，每年都会有一定比例的矿井关闭指标，第一次是在2005年，年产9万吨以下的煤矿被关闭，随后，年产15万吨以下的煤矿又被强行关闭。据内部人士透露，此次洪洞矿难后，临汾市欲将关闭的规模提高到年产30万吨以下。
“突然一个政策出台，说不定你的煤矿就上了‘死亡名单’。”一位煤老板说。临汾市的煤矿近几年有过两次大的投入，一次是2004年，临汾市政府要求全市煤矿进行采煤方法改革，一般煤矿投入都在数千万元，随后又对煤矿产权制度进行改革，煤矿按储量向政府缴纳资源费，又让煤老板再一次“大出血”。
一位煤老板说，这两项改革在实施时均遭遇了抵触，市政府为了让改革顺利进行，说交了钱煤矿就是合法的了，谁也不会无缘无故关停，“但现在政府说关就关，连赔偿也不给我们。”
煤老板们并不否认违规生产的现象存在，“现在好多煤老板都是高位时接手别人转让的煤矿，投入又这么多，心里一点也不踏实，恨不得一半年就把成本收回来。”
煤矿的安全管理似乎陷入了一个怪圈，政府千方百计为煤矿加上一道又一道枷锁，煤老板想尽快套现则不断铤而走险。
这个因煤而兴的城市，正在成为官员的“滑铁卢”
全国首家试点的临汾市煤矿产权制度改革曾被认为是减少煤矿安全事故的一剂良药。改革依然缘于一次矿难，2004年4月30日，临汾隰县梁家河煤矿发生瓦斯大爆炸，36人死亡，事故处理组到达现场时发现，竟不知谁该为此事负责——该矿层层转包，产权关系混乱。
产权制度改革就是让煤老板缴纳一定的资源费后，将煤矿的所有权明确为煤老板私人所有。“自己的孩子，谁都知道心疼。”改革的实施者、时任临汾市市长的王国正对此次改革充满了希望和信心。2006年2月，王国正任临汾市委书记。在当年6月接受《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专访时，王国正曾表示，煤矿产权制度改革效果明显，“现在煤矿安全事故大幅度减少。”
距此次采访不久后的11月26日，临汾市的芦苇滩煤矿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24人死亡。接着从2007年初开始，余家岭煤矿、蒲邓煤矿、洪洞县瑞之源煤业公司相继发生矿难，分别造成26人、28人、105人死亡，四起矿难造成的死难矿工人数节节攀升。
临汾市的多位官员和煤老板表示：“从理论上讲，煤矿产权制度改革的初衷是好的，甚至近乎完美，但从结果来看，失败了。”
产权制度改革的核心是要让煤老板真正地对煤矿安全负起责任来。但是这项改革并没有考虑一个背景，煤老板以及煤矿工人的素质。作为一个高危行业，煤矿的准入门槛基本没有。一个对煤矿生产一窍不通的人，只要经过一两个星期的培训，就可以拿到矿长资格证。而有的煤老板，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另外，煤矿工人都是农民工中最低层的一个群体，离产业工人的标准相差千里。
“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临汾市一位官员如此评价王国正所实施的煤矿产权制度改革。
这个因煤而兴的城市，正在成为一个又一个官员的“滑铁卢”。据不完全统计，近几年来临汾市因煤矿事故被问责的各级官员已经不下百名。
李天太被免职后，山西省官方表示，事故调查工作结束后再对有关责任人作出具体处理。公众将下一个被问责官员的矛头指向现任临汾市副市长周杰，公众猜测，市长被免职了，主管煤炭的副市长或许会被撤职。
周杰曾被寄予厚望，其采煤队技术员出身，调任临汾市副市长前系阳泉煤业公司安监局局长，20多年的工作履历始终和煤矿安全关系密切。
临汾市一位官员无奈地说，周杰可谓是煤矿安全领域内的“神医”，但他面对的病人已经病入膏肓。
在临汾市此前因矿难被免职的官员中，已经有多人向上级纪委提出复议，大家提出的一个共同问题是，该制定的规章制度都完善了，该传达的精神都传达了，该检查的都检查了，作为领导层面来说，应该做的都做到了，但为什么还要被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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