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姐和彭咏梧唯一的儿子彭云定居美国，现在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分校计算机系担任终身教授。新年伊始，他讲述了自己的人生历程。
对话
今年我要争取回北京
看奥运
作为在中国家喻户晓的革命烈士江姐的儿子，彭云的内心是否感受到烈士遗孤光环的压力？他在自己的人生选择中有没有过矛盾和挣扎？记者就此与彭云进行了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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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见过母亲的遗书吗？
彭云：小时候在舅舅谭竹安家里见过，但那时候年纪还小，不能理解其中的深意。50年代，舅舅就将这封珍贵的遗书捐给了重庆市博物馆。
记者：您怎么看待母亲的遗愿？
彭云：我在做人方面应该说达到了母亲的要求，为人正派，做学问也很努力。但是要说为祖国做贡献确实没有太多了。大学毕业后在工厂和研究所工作还为国家做了一些事，去了美国就很少了。这样说来，母亲的遗愿我只做到了一半。
母亲可能还是希望我能在国内发展好一点吧！但只要我不做坏事，没做对不起国家亲人朋友的事，我想她也不会责怪我，但遗憾是有的。
记者：应出版社之约去美国出书之后为什么会一直留在那里？
彭云：我这个人就是想做点学问，别的方面没什么太大的志向，其实开始的时候没想一直留在美国，要不然儿子也不会到高二才去。后来研究做得还算可以，就这么做下去了，回国的事也就拖下来了。然后妻子和儿子都去了，自然就留下来了。从研究的内容来说，当时感觉国内比较看重两头，一头是纯理论，一头是完全应用，美国学校里大部分是做中间段，比较适合我。
记者：您在国外的时候会时常想起自己的特殊身份吗？周围的人是否知道？
彭云：经常会想到，因为那是我血脉中的一部分，我怎么能忘呢。周围的同事和学生们也都知道，因为这个事情是没办法保密的，但大家很少当面和我谈论这个事情。
记者：那您会经常想着是否回国吗？
彭云：总在想该不该回去。也曾经努力过，但想不好回国做什么，似乎找不到着力点。原来想做出大东西就回来，但还没等做出来就老了。
记者：什么样的东西才是大东西呢？
彭云：就是在一个领域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吧。我的研究虽然在个人来说还过得去，但在学术领域里还算不上领先。美国的能人很多，最近这些年美国学术界也有不少年轻的中国学者做得也很出色。记者：选择现在的生活和您的性格有关系吗？彭云：有很大的关系。我从小就不是特别爱说话，高中时和生人并排走一个多小时，愣是一句话没说。长大后稍好点。在美国也是与生人讲不出几句话。美国人爱开PARTY，拿着一杯饮料来回转，我总是没转几圈就头疼了。我和妻子都最怕这个。我这个人就是爱念书，想找个安静的地方踏踏实实做点学问。在现在这个学校虽然也很忙碌，但是很安静，环境宽松，适合我。
记者：您退休后会回国吗？
彭云：我想会的，毕竟亲人朋友都在这里，儿子也在这儿。我看到国内的发展很兴奋，今年争取能回北京看奥运会。 他的两个母亲没见过面
江姐狱中写下托孤遗书因提前仔细看了江姐的照片，记者见到彭云的第一感觉是酷似江姐，彭云自己也承认这一点，“我和母亲都是小宽脸，年轻的时候更像了，大家都这么说。”事实上，因为一岁多时即与母亲分开，彭云对母亲所有的记忆都来源于几张有限的照片和他人的叙述。
彭云的父母彭咏梧和江竹筠就像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主人公那样是因革命斗争的需要走到一起的。他们先是为了工作需要假扮夫妻，后来在共同的战斗中相爱并结婚。但在与江姐相识、相恋之前，彭咏梧已与老家云阳县的妻子———谭政烈(后改名谭正伦)结婚八年，他们还有一个儿子，名叫彭炳忠。“1946年4月，妈妈在成都生下了我。1947年10月，我父母受命重返下川东组织农民暴动之前，母亲给谭妈妈(谭正伦)写了一封信，托也参加了革命的谭妈妈的弟弟谭竹安转交，这封信不但将一切和盘托出，还嘱谭妈妈尽快来重庆照顾我。那是我的两个妈妈唯一的一次通信，但她们从来没有见过面。”彭云说。1948年2月，谭正伦冒着白色恐怖的威胁来到了重庆，从江姐的战友手中接过一岁零十个月的小彭云。
1948年春节前夕，彭云的父亲彭咏梧在战斗中牺牲，江姐也于当年6月被捕。狱中的江姐像所有的母亲一样时刻惦念着自己的儿子彭云，1949年8月26日，她在狱中用筷子磨成竹签做笔，用棉花灰制成墨水，在毛边纸上给谭竹安写下托孤遗书。两个月后江姐就壮烈牺牲，而那时五星红旗已经在大半个中国高高飘扬。这封信就成了江姐留给亲人的绝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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