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他们大多是80后出生，他们的父辈是浙江或者其他地方的亿万民营富豪，这些人背后加起来的资金超过千亿，他们携带亿元资金来到上海等金融城市，通过VC（风险投资）等投资手段来创业。
他很讲究穿着，自己有3辆车，一辆凯迪拉克，一辆悍马，还有一辆宝马，开什么车配什么衣服，一丝不苟。
陈栋刚坐下来就宣布:“我是标准的‘二世祖’。”服务员过来倒水，他连最小的配合都没有，在他看来，这是保持身份的意思。 他家族的低压电器出口几十年都排在中国第一位，1982年出生的他轻描淡写地说:“每年也就几十亿元的收入。”
20岁的朱舜发现，靠10多套房子套利1000多万元，然后做地下钱庄的生意，也迅速成为高手。
陈豪的父亲是浙江嘉兴富豪，他说，目前核心的四五个成员的投资基金只有几十亿元，“父辈还没有放心地把钱交给他们”。跃跃欲试的10多个成天和专业的风险投资研究者看项目的人的基金，加起来有上百亿元。“如果有一天，他们的父辈放手，那就不是上千亿的问题了”
一次集会上有人说没有美女，结果其中一个打了个电话，立刻来了10多名美丽的模特和芭蕾舞演员。但这是他们不愿说起的，他们竭力展现自己健康、向上的形象。
记者◎王恺 杨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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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出生的戴寅，2006年底从武汉
到上海，刚与“蓝海创投”的出生于1980年的总经理杨沛见面时，举止僵硬，脸上红了又红，“完全是一个大孩子的模样”。和一般大孩子不同的是，他是携带着几亿元投资基金，从家里到上海创业的。
不过当时他还不知道VC是什么，在一所大学上了没多长时间就退学的他，以往熟悉的是用他父亲的钱，在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上赚钱。
一年后，戴寅的身材也从当初的清瘦变成了现在的庞然大物，他和几个合作伙伴共同组建的基金公司“同辉创投”，一年投资了12个项目，而专业的投资基金，可能一年只有一两个项目。他的项目从800万到3000万元投入不等，其中包括创业投资的热点新媒体领域，也包括去了一趟巴基斯坦，在当地投资一项公用事业。“他什么都投。”周围的伙伴这么评价他，带点嘲笑的口气。
不过他们也好不了多少。蓝海创投是个召集投资者和投资项目的新平台，在这个平台周围，聚集了四五十名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不怎么懂创业投资、却渴望加入这行业的人。绝大多数是富二代，他们的父辈不乏各省首富，有的家族拥有3家上市企业。每个人背后，最少也有几亿元资产，所以杨沛会有些夸张地宣称，这些资产如全部用于创业投资，至少会有千亿元。
1982年出生的陈豪是蓝海创投的投资人，他看好这个平台，但他没有杨沛的夸张。陈豪的父亲是浙江嘉兴富豪，他从小被教育谨慎从事，他说，目前核心的四五个成员的投资基金只有几十亿元，“父辈还没有放心地把钱交给他们”。跃跃欲试的10多个成天和专业的风险投资研究者看项目的人的基金，加起来有上百亿元。全部成员的基金总量不知道，可是，“如果有一天，他们的父辈放手，把制造业赚来的钱放心交给他们投向资本市场，那就不是上千亿的问题了”。而这些民资，进入VC市场后，将成为一股新的力量。
陈豪将10多个各省的富二代带进了这个团体，他们开会讨论时会穿上名牌西装，“平时很随便，有几个喜欢网吧气氛，坚决上那里打游戏的，穿得尤其普通——主要原因是，从小什么名牌没见过?”所以，这批富二代和别的“二世祖”群体不同，他们中多数开普通车;每周在茶馆集会多次，“思想PK”。他们的总部，蓝海创投的办公地点在上海浦东一家普通得可以用简陋来形容的办公楼里，月租才1万多元，和一般的创业投资基金办公地点没法比。“我们觉得能做事就行了，不要排场。”杨沛说。
唯一带上纨绔子弟气息的，是一些酒吧的聚会。一次集会上有人说没有美女，结果其中一个打了个电话，立刻来了10多名美丽的模特和芭蕾舞演员。但这是他们不愿说起的，他们竭力展现自己健康、向上的形象。
欲望的缘起
“国外发现中国10%的发展速度是真实的，结果风险投资终于大规模地进来了。”2005年，童世豪终于将自己任合伙人的启明维创投咨询公司搬到了上海金茂大厦。之前，他在台湾和香港等地做风险投资，更早以前，东南亚是各国基金看好的热土，也是他的工作地。作为国际化的专业投资人，他说:“各地的风险投资热潮我都经历过，而现在，大规模的海外风险投资基金选择的是中国。”
而中国本土，涌动的这些由富二代带着浮出海面的风险投资基金，是童世豪早就注意过的“中国民资”:“规模还不大，一些想在海外上市的公司不想要这些钱。”因为中国民资相比起海外的基金，不是“好钱”——对想在海外上市的企业帮助不大，这些企业会去找一些专业性很强的投资基金，拿到钱的同时也拿到经验。
可是2007年，众多的新政策如股改、全流通、A股上市退出机制刺激了投资基金的狂热，尤其是VC退出时的高利润吸引着以往和这行业无关的“中国民资”，加之人民币升值的双重刺激，“父辈通过制造业赚的钱急于想找到出口”。而这批20多岁的VC行业的新人则成为出口的寻找者。
陈栋刚坐下来就宣布:“我是标准的‘二世祖’。”他端坐在那里，服务员过来倒水，他连最小的配合都没有，在他看来，这是保持身份的意思。
他家族的低压电器出口几十年都排在中国第一位，1982年出生的他轻描淡写地说:“每年也就几十亿元的收入。”这些都是他父亲的成就，可是一谈到自己刚刚接触到的VC，口气立刻大了很多。刚刚做投资一年，脸上满是青春痘，头发也少了不少，他说这些都表明自己的焦虑。而焦虑来源，除了对家族制造业前景的担忧，也来自超过父亲的野心。
他总觉得喜欢摄影、动不动上新疆拍照的父亲不是一个合适的投资者，“他是个艺术家，根本不知道制造业已经日薄西山了”。
他们属于从温州搬迁到上海的家族企业，可是父亲不想让陈栋继承企业，当陈栋考上公务员的时候，父亲特别兴奋，觉得儿子的日子可以安稳地过下去。可是陈栋想了一天后，还是跑到父亲身边，对他说:“我觉得制造业已经利润微薄了，我要帮你管理企业。”父亲听都不听就把他赶走了。
后来，父亲把工厂给了哥哥管理，“我再去说制造业的危机时，他都会说，那是你哥哥的事情”。而给了他近1个亿，让他去做酒店投资，憋着气的陈栋自己面对管理所有的问题，“被人骗了根本不明白”。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合格的投资者，应该去找合适的人来管理投资。
“开始到处去挖人才，为了挖一个著名厨师，半年时间内，每个月飞两次北京。”他四处搜罗来的管理团队都比自己年纪大，“都是有野心的人，但是那种野心是我能控制的”。他反复强调野心，觉得这是自己将来成功的关键。
而野心的最新出路，就是资本投资。自己管理了一年投资，觉得要学的还有太多，包括想把自己变成专业的投资基金管理者，“那样才能保证自己家族的资产不断升值”。在温州商会的网上看见了这群人的相关消息，第二天他就和杨沛约着见面了。
像陈栋这样急于将家族财富由制造业转向资本运营的第二代，杨沛至少每月能见到一两个，“数目还在不断扩张中”。昨天还有准备将家族企业上市的福建商人的第二代打电话约见，想马上飞来上海，加入杨沛他们的团体，能帮助家族从上市中套利。
“他们很多有同样的背景，家族的生意做得很大，但又不是像“阿里巴巴”、“携程”那样的新型企业，基本上是传统制造业，而父母亲那辈大多想守成，不太想把家族企业上市。而他们则觉得自己年轻，能够玩转资本市场，他们的最终目的是希望自己能超过父母亲，能超过自己周围圈子里的朋友。”杨沛解释。
从义乌开着奔驰跑车来上海的朱舜也是这样的心思，认识杨沛后，一听到有交流机会，他都会半夜开车出来，赶在9点前到上海参加“学习”。听见杨沛他们讲到新媒体，1983年出生的他，表情都会无比严肃，像重新回到课堂的中学生。
他家在义乌的外贸加工厂，每年“也就几亿元的收入”。在朱舜看来，这几亿元收入并不牢固，“现在人民币升值，利润已经下降5个点”。父母亲竟也希望他能到单位当个公务员，“家里的钱，只要不吸毒，几辈子也花不完”。可是朱舜也是大学上到一半就退学，“当时可以用义乌本地户口炒土地，一下就能赚几百万元”。他的目标也是将家族企业上市，可是父母也完全不听他的。
他过生日时，让妈妈送他一套房子当礼物，“想炒楼，我从小就不喜欢工厂的生意，喜欢做资本游戏”。他的资本游戏主要就在义乌炒楼和放高利贷，“我们那里是小城市，一方面是外贸生意极度发达，另一方面是金融意识极不发达”。20岁的朱舜发现，当时房市交易信息还不发达，很多直接张贴在墙上，“我很快就成为那里的炒楼高手”。靠10多套房子套利1000多万元，然后做地下钱庄的生意，也迅速成为高手。以至于他刚到上海参加VC讨论时候，开口就是这个项目“几分利”？至今成为杨沛他们笑话他的把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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