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
在去渭源之前，我像多数受过高等教育的“理性人”一样，自以为能客观看待代课教师——在那段连城市发展都要用“剪刀差”的方式从农村输血的年代，代课教师为全民基础教育贡献不小，现在到了他们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了——都提倡全民素质教育了，老师能不讲点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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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我遇到第一个采访对象王政明。采访结束时，偶然谈起他那把断了弦的二胡，让我想到了史铁生的小说《命若琴弦》，想到了代课教师这个群体的宿命。
小说里的老瞎子将弹断琴弦视为一种神秘的仪式，如同王政明48年来把每天走上讲台作为一种命定的仪式。他相信只要这个仪式一直持续下去，他的转正就有希望。
事实上，转正对于早过了退休年龄的他只是个名分，没有多少实际利益了。他用一生去换那个“光明”，却等来了“清退”二字。老人之后再也没有回过他48年前亲手建立起来的学校，他说感情上接受不了，好像是一个历史罪人一样被扫地出门。
王政明被渭源作家寇倏茜称作“张家堡小学的守护神”。曾含泪为代课教师直言教育部的挂职县委副书记李迎新说王可能是中国最老的代课教师。他就这么轻叹一口气，走了。
李迎新曾经让在绝望中坚持的他们看到一线光明。当他挂冠离开渭源的时候，一切希望都消逝了。但穷困潦倒的代课教师们集体凑钱，一定要“欢送”他。代课教师说，李书记为代课教师说话，一度被排挤无法正常工作，他替我们受委屈了。
采访结束前一天晚上，我请一些代课教师吃饭。结果这也成了他们对我的“欢送”。结账时，四五位老师架着我，死活不让我来付账。那顿饭，是一个代课教师一个月的工资。
那晚上大家喝了酒，他们说，我们直到今天要被清退了，才彻底明白那句经常挂在师者嘴边的话：把青春献给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
举座都是大专文凭以上的人，他们多是教学骨干。从一定意义上说，环境的残酷不期然地造就了代课教师队伍的先进性——微薄的工资为我们萃取了那些真正有爱心和事业心的师者；不断的清退则在淘汰素质较低的代课教师同时，驱使剩下的人不惜大举外债提升自己的职业素养。
11月25日一早，我离开渭源，赶到位于秦岭腹地的陕西蓝田，采访两年前南方周末报道的另一个主人公李小锋。我以为蓝田不会再让我有更深的感动了，然而我又错了。
11月29日下午四时，我像个不速之客，来到代课教师李小锋一个人坚守了15年的柿园子小学。实际上，它甚至不是“学校”，学生只有17人——按照规定，少于23人的只能叫做“教学点”。
我坐在教室最后一排听他上这天的最后一课。这是一节典型的复试教学——五个年级17个孩子在一起上课。他先教一年级学生生字读写，然后让他们练习；然后为二年级温习昨天的课《假如》，并留思考题：假如你有一支神笔，你会为爸爸妈妈做什么；之后是为四年级上《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李小锋用我在蓝田听到的最标准的普通话提问：你们像周总理那样从小立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那么你们长大了想干什么？
四年级的同学一个个回答，“当医生”、“当军人”，这时一个叫穆茜的女孩站起来说，“当老师！”李小锋问，“那你要当一个什么样的老师啊？”穆茜说，“要当一个和您一样的老师。”
曾经在中国影响巨大的前苏联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是这样理解教育的：“教育的核心，就其本质而言，就在于让儿童始终体验到自己的尊严感。”这种教育在很多地方不在了，没想到，我在西北大山里发现了它。
晚上我执意带李小锋到县城改善伙食。我还请了另一个代课教师李小棚。我们在县城等他直到晚上9点半。他没手机，一直联系不上。饥肠辘辘的我对此抱怨不已。后来才知道，下午放学他出发时，已经没有班车了。他为了不食言，骑了几个小时山路的自行车来见我。
那顿饭吃得很香。李小锋和李小棚名字像兄弟一样，他们并不熟识，但都记得在县城培训时见过对方。当时他们住不起公办教师住的招待所，都睡2块钱一天的县城边农民房。
李小棚一生可能都没吃过那天晚上那么好的饭菜，他甚至不会使用抽水马桶；李小锋两年前接受南方周末的邀请到广州
参加活动时，在飞机上喝饮料给空姐付费而被笑话。
当天晚上，我们一起住在县城招待所的标间里。他俩执意不让记者多开一间房，甚至也不让多加张铺位。李小锋和李小棚，两个长期营养不良的关中男子像兄弟一样依偎在一起，在我的打字声中安详睡去。
这对我只是西部县城宾馆的旅途一夜，而对他们是难得的安逸。想起平日里他们住在漆黑寒冷的屋里，领着微不足道的薪水，生命如蝼蚁，尊严似微尘。我站在他们的面前，衣冠楚楚，无地自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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