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名参与听证会的人数519人，她的报名号码是407，选中做第一天的发言民众。丈夫鲍小磊先是选中作为候补人选，后来因为前面的民众缺席，他转为正选。
黄旗忠并没有报名。不过，在这之前，派出所来找他和另外几个业主，跟他们说，“你们应该参与。”
鲍小磊感到诧异，“政府为什么找这些反对分子来参加座谈会呢？”他还注意到，从10月份过后，地方报纸不止一次报道，厦门将大量引进电子科技产业，他在心里琢磨，是不是“转折点”来了。
然而有时他也疑虑，“或者(厦门)政府找我们去，只是希望座谈会开得更有合法性，可能除了我们几个，其他人都是托儿。”
座谈会的情况和他们想象的迥异。第一天的座谈会上，轮到吴玉梅发言时，她准备好的反对意见已经“不止一次”被前面的人表述过了，她只是“强调了一下自己对于厦门的感情”。鲍小磊的发言在第二天，因为觉得头天发言的人很开放，于是也说了“不少尖锐的意见”。
12月18日，香港《大公报》报道了PX项目即将迁址的消息，网络上、业主QQ群里热烈讨论。有人说，这是厦门人的胜利，也有人说，胜利主要属于住在海沧区的新厦门人，属于新兴的中产阶级。
厦门市委一位官员拒绝把参加座谈会的公众称为“市民代表”，“他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民代表，他们基本是利益相关方。”
回顾整个过程，吴玉梅说，“做什么事情都要有信心，要有头脑。而且，很重要的是，要关注上层政策的变动。”
马天南的尴尬
马天南曾经开过公司，当过企业顾问，后来决心用两年时间，尝试在厦门做一个环保NGO，那是1999年。“经过百折千回”，2007年8月绿十字组织终于在民政部注册。但她所努力要去“推动”的厦门市民，这几个月来一直在骂她，因为她发表了“三不政策”：对散步“不支持，不反对，不组织”。
马天南解释，选择这个立场，是因为PX项目涉及太多领域的知识和利益关系，感到自己难以把握，所以，当媒体让她表态时，她始终拒绝。
“如果我仅仅是个人，我很愿意表态，但我代表了我的组织绿十字，这个时候我不能说，我希望这个组织生存下去。”马说。
实际上，早在2006年夏天，黄旗忠和鲍小磊等海沧业主就找到绿十字，希望委托这个厦门唯一的环保草根NGO，能帮业主来做些事。
马天南选择了一条“侧面切入”的路线。
她组织业主考察海沧的环境，邀请厦门大学几位专家过来给业主做讲座，为业主的公共参与提供更多的专业支持。但她发现在举办这些活动的时候，海沧的居民过来参与的并不多，因为“很多都太忙”。
她也曾请北京
的NGO和媒体过来关注海沧的环保问题，但都没有回音。
在那个阶段，事情似乎毫无起色。
2007年3月的两会上，赵玉芬院士联合其他104位全国政协委员提出了“关于厦门海沧PX项目迁址建议的议案”。马天南把《中国青年报》对此事的报道转贴到自己的网站，两天后，她接到有关部门打来的电话，让她把报道撤下来。
“我转载的并不是地摊小报，而是《中国青年报》这样全国性的大报纸。”马天南辩解。
“你的网站还没有注册，我们可以随时把它关了。”对方回应。
“全国有那么多没有注册的网站，为什么偏偏关我的？”
“你必须撤下来，否则就把你网站关了。”
马天南只能照办，之后在论坛上出现任何关于PX项目的帖子，她都删除，超过24小时不删除就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6月1日之前，马天南的手机里收到了好多请她上街的短信，业主们也在QQ群里面讨论散步的事情。马天南劝告大家，千万不能去，“那是违法的。”她还告诉绿十字的成员，“你们要上街也可以，但不要穿绿十字的衣服，你只能代表你自己。”
之后，马天南去了印尼接受培训。
12月10日晚上，刚刚从印尼参回来的马天南回到了厦门，公众参与座谈会就要召开，她赶紧向专家咨询，一连组织了三个晚上的公众参与讲座。
第一场讲座在11日，没有任何业主参与。
这天晚上9点多，参加座谈会的人选通过摇号产生，马天南开始接到业主们的电话——他们着急了，希望马能给安排一场讲座，介绍大家应该如何发言。业主们关于PX的了解毕竟还是零散的，他们也不是专业人员，一旦需要表达自己的观点，他们心里没底。
12日晚上7点，24个海沧区业主参加了绿十字组织的座谈会，其中10个人是13日与14日的座谈会代表，做讲座的是厦门大学化学系的王光国教授，之后大家讨论到了晚上10点，提出了13条反对意见。包括，为什么在某些指标上还引用了前苏联的标准等等。
座谈会上，10位代表把这13条意见都表达出来了。
马天南说，“我们当然希望推动公众参与，但我只是想搭建一个平台，让公民更好地参与进来。”
马天南的谨慎不是没有道理。她告诉记者，绿十字能够在今年8月份在民政局注册，跟他们在PX事件中的谨慎有关。
在她的描述中，厦门的NGO环境很差，发展起来的草根组织极少。她并不认为，这次非常理性的公众参与，是因为厦门已经发展起了成熟的公民社会组织。
“我们非常困难，用了8、9年的时间才解决了合法性的问题。在经费方面，几个筹款的渠道都被堵住了，地方政府没有支持，一些大基金会在福建也没有工作领域，目前就是跟一些全国性NGO合作，成为他们在福建的合作方，但这样的资金来源极少。企业是我们最重要的支持方。”
“福建的公民社会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马天南感慨。
“就我们做活动的经验，我并不认为厦门人民有那么高的参与程度。在PX的项目中，我也觉得，甚至居住在海沧的居民都是热情有余，理性参与不足，他们都是城市里刚发展起来的中产阶级，工作非常紧张，有时候，他们也担心过分参与会影响自己的升迁。”马说。
她觉得自己很难解释这个事件的逻辑，只是隐约觉得背后有非常复杂的利益关系。
“现在想想，没有表态是对的，我不希望这个组织消失掉。”
厦大的硬骨头
除了在全国政协提出议案的六位化学系院士之外，厦门大学还有更多的学者参与到这个事件当中。
6月11日，连岳在自己博客上转载了法学院徐国栋教授对于厦门环境问题的尖锐评论，之后连岳感慨：“厦门大学多的是硬骨头，真学者。这种不屈的大学精神，足以使厦大骄傲很长时间。”
12月21日早晨，徐国栋教授在自己的办公室接受本刊采访，从他身后的窗口望出去，就是一片开阔的海滩。
2000 年 1 月，徐国栋就是冲着厦门的环境调来厦大教书。刚来的时候，他每天从厦大白城校门外的沙滩下海游泳，到了2003 年，他就只选择在涨潮时游了，因为低潮时水太脏，2006 年，高潮低潮他都不游了，因为水总是脏！
“水质的恶化把我从水兵变成陆军，现在又成了野战军了，只有跑到厦大的后山上才感觉空气好一些。”徐国栋哈哈大笑。
他在一些欧洲国家生活过，在他看来，厦门的环境本来完全可以跟最美的欧洲城市相媲美，但现在却被污染得不成样子。他把这些感受写在厦大罗马法教研室网站上，抒发胸中的郁闷。
徐教授有一个2岁的孩子，妻子跟他商量，为了让孩子呼吸好的空气，还是移民澳洲吧。他倒不想移民，但转念一想，在中国，还能移到哪一个城市去呢？
王光国，厦大化学系教授。
在1990年代初期，王光国受福建省科委课题组委托，论证福建和台湾开展工业合作的可能性，当时他就提出两地产业合作可能带来环境问题，必须推行配套措施。
然而这么多年来，海沧区的工业发展并没有重视这个意见，而且在规划上也出现了工业发展与房地产发展的冲突。王光国注意到，除了海沧，其实厦门更多的区也可能出现类似的情况。
“这次市民们的参与，说明之前他们的表达还是不受重视。”王说。
王光国的儿子住在禾详西路，他有时候去，隔着岸就能闻到海沧石化工厂的味道。“在某些气候里面，岛内的南部都会受海沧工厂影响，这是岛内市民参与事件的原因。”
12月12日，他受绿十字邀请去给座谈会代表解读环评报告；12月18日，他作为厦门台属联谊会常务副会长，给政府写了一封信，建议政府尽快处理事件，以免“事件由局部性的环保争议，延伸演变成台湾陈水扁可利用的议题” 。
这两天，王光国去看望在两会提案上签名的黄本立院士，说到赵玉芬被起诉的事情，黄大怒，“在两会提案之前，我们就已经给(厦门)政府写过报告，希望PX工程迁址，后来却有人说我们是被房地产商收买！”
袁东星，厦门大学海洋与环境学院院长、教授。
早在2006年年底她就参与到事件之中。当时赵玉芬与她联系求证PX项目事宜，袁东星表示愿联系本校几位教授提供基础资料。2007年1月份，她曾和赵玉芬等院士会见地方政府的官员，讨论关于兴建PX项目的事宜。
到了4月份，她已经初步对PX项目的选址、危险性以及它与厦门市城市规划的矛盾做了论证，她指出，台湾地区和韩国等地的项目与较大城市的直线距离一般大于70公里，而中国大陆则通常远远低于这个距离。
这位环境专家还提供了大量资料，为民众的讨论和参与奠定基础。比如，她介绍了关于PX项目的网站和多达数百页的英文原版资料。
袁东星是12月14日座谈会的参会代表，在她发言之前，已经有人质疑她是否有起码的科学道德，并提出要起诉她。等到她发言，她就说，“刚才非常有幸听到几个对我们很有质疑的声音……”
接着，她很专业地指出了PX项目可能带来的问题：“它的产品包括了年产80万吨的PX，22.8万吨的苯，16万吨的邻二甲苯，还有5万吨的硫磺。为了支持这个项目，它还有一个每天烧煤达到5000吨的火力发电站，因此产生出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粉尘。”“苯是极度危害的毒物，硫化氢是高度危害的毒物，PX是中度危害的毒物，它对人类的生殖和发育造成毒作用，引起出生缺陷，对实验动物的实验表明，它造成动物致癌……。”
本来规定每人发言三分钟，袁东星说了9分钟，期间多次掌声雷动。
最后她说，“我们是大学教授，我们的头顶上是大学教授的头衔，但之下是我们的良心。”
“这次公众参与的两大收获，一是像新华社、人民日报报道的那样，绝大多数的民众反对PX项目，二是权威袁东星教授的发言，正本清源，从专业的角度否决了海沧PX项目。” 座谈会后，连岳评价。
在吴玉梅和鲍小磊看来，袁东星的参与和连岳的坚持同样重要，是她让大家明白项目到底有怎样的危害，在那之前，“我们只是情绪化的表达，骂娘而已。”
在整个过程中，吴玉梅没有找人大代表，“他们没有就这个事情发表任何反对意见，你在这之前看到了么？”她反问。
在两天的公众座谈会上，他们终于出声。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曾华群是第一个举手发言的人大代表，他第一句话就是，“我反对在海沧建这个项目。”现场掌声雷动。
今年55岁的曾华群是土生土长的厦门人，从1997年开始，他曾分别当过思明区、同安区和海沧区的人大代表，这一任，他正好是海沧区的人大代表。
今年4月份，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曾华群对政府的工作报告提出两个建议，一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环境保护应该列为重要的考核指标；一是，失地农民的转业问题，政府工作仍有不足。
第二个建议被采纳，写进政府工作报告之中，而第一个建议被拒绝。
在这次大会上，没有代表提出关于PX工程的意见，“大家对此事也都不清楚”。
这一年人大提出的最重要的议案，是村委会改居委会之后带来的问题。
此后，海沧区的人大代表还安排过一次考察活动，关于“海沧区文化建设”，曾华群觉得这个专题“并不迫切”，又与学校上课有冲突，没有参加。“如果是考察海沧区的环境，我一定想办法到场。”
6月6日，厦门轻工集团党组书记、人大代表杨景成在全城大大小小的媒体上发表公开信，同日还召开个人新闻发布会，表示反对PX项目、反对市民游行。他还提出，“作为人大代表，我愿意领衔提出反对PX项目开工建设议案，希望有人大代表能予以支持，使该议案获得通过。”
但之后不久，厦门政府委托中国环境科学院进行规划环评，杨景成的提议，没有下文。
曾华群认为，厦门政府算是非常注重环境的政府。1994年厦门有了立法权之后，通过的第一个条例就是环境条例，1995年通过《厦门市城市规划条例》，成立规划委员会，规定其中过半数人员不得为公务员，但“后来这个规划委员会逐渐失去功能。”
“在人大代表中，相当的人数都是官员和领导构成，他们难以发出不同的声音，而一些来自基层的代表，较多关注与切身利益相关的题目，参政议政的能力不强。另外，在程序上，人大能参与到什么程度，也没有明确。”
在14日的座谈会上，杨景成又以人大代表的身份发言了。他指出，“PX项目对于目前的影响，已经成为重大事项，不应由政府决策，而应由厦门市人大最后确定PX项目的最终命运。”他当场呼吁20名人大代表联名提案。
曾华群对记者说，如果真的推动代表联名提案，杨景成的提案应该能够形成。“可能有一些人大代表会有压力，但不少代表其实并不担心，比如大学教师，就是一个超然的工作平台，再说，人大换届也很正常。”
“我之所以参与人大也是想推动法治进步。”曾华群说。
这几天
12月20日下午，连岳在博客上发表声明：“现在多赢局面已经出现，政府与公民一起成长，这是最好的结局。资讯已经相当丰富，媒体的消息源已不成问题，各领域的专家观点也会涌现，不需要我说我写了。从三月写到十二月，没有太多的想法，只不过是尽一个媒体人的本分，就算别人觉得没用，也得尽本分。不算容易，但也不是多么困难的事情。在此事件上，我的工作完成了，要重新回到我习惯的懒惰生活了，抱歉以后不再接受有关PX事件的新闻采访。”
12月21日，本刊记者致电赵玉芬院士，她表示，“这件事情更大的功劳属于厦门市民。”与此同时，袁东星教授正与学生吃饭庆祝，表示不愿再讨论此事。
12月22日下午，吴玉梅在小区里散步，她指着小区里面新建起来的肯德基和咖啡厅感慨，“现在小区越来越成熟了，PX不建了，一切都在变好。”
她转过头对记者说，“这是中国的一个里程碑，我们是幸运的，而你们也很幸运见证了这个时刻。” 当晚，吴玉梅、鲍小磊、黄旗忠等业主相约在小区吃饭，然后到KTV唱歌。
“要把一年多的郁闷唱出去，”吴玉梅说。
就在这一天，未来海岸的售楼部小姐说，“公司领导正和政府开会商谈房子价格上调的事情，估计月底房价涨2000，均价9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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