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笨花》(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是铁凝迄今为止推出的最具分量的长篇力作，但金无足赤，其中也有一些小瑕疵，特提出与铁凝先生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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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命运》是第六交响曲吗？
第201页有这样一句话：“文麟告诉取灯，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叫《英雄》，第六交响曲叫《命运》。”其中的“第六”应为“第五”。贝多芬(1770—1827)是德国著名作曲家，维也纳古典乐派代表人物之一。他早年受启蒙运动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影响，作品中反映出反对封建专制的革命热情和理想中的英雄气概。他一生所作的交响曲共有九部，以第三交响曲(又称《英雄》)、第五交响曲(又称《命运》)、第六交响曲(又称《田园》)、第九交响曲(又称《合唱》)最为著名。这在《辞海》等工具书及介绍音乐常识的书籍中都可以查阅到。
二、“普通话”还是“国语”？
第389页：“取灯说：‘可不像。收音机里说的是普通话，保定话离普通话还差得远呐，我就不爱听保定话。’”小说描写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40年代，当时收音机里说的话应当称作“国语”，而不是“普通话”。汉民族早在先秦时代就有了民族的共同语，这种共同语当时被称为“雅言”(见《论语•述而》)，从汉代起被称为“通语”(见扬雄的《方言》)，明代改称为“官话”。五四运动前夕，有识之士推动“国语运动”，确立北京
话为我国的“国语”。“国语”这个称呼一直沿用到新中国成立。
新中国成立前夕，吴玉章写信给毛主席，提出全国各地方要以较普遍的、通行最广的北方话作为标准，使全国语言有一个统一的发展方向。毛主席对此十分重视，立即将此信转给郭沫若、马叙伦、沈雁冰等学者审议。1949年10月10日成立了中国文字改革协会。1955年10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会议通过了《汉字简化方案》和推广普通话的决议。1956年2月，国务院向全国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这个《指示》把普通话的定义明确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可见，在抗日时期，“普通话”这个概念还没有出现。（胡守贵《咬文嚼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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