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2007年是中国的公共事件元年，大概不算夸张。从最牛钉子户事件，到山西黑窑事件，到济南
红钻帝国事件，到华南虎事件，公共事件在中国从来没有像2007年这样此起彼伏，这样精彩纷呈。公共事件中公众参与和政府响应渐成惯例。而即将落下帷幕的厦门PX之争，则为中国的公共事件元年划上了一个几近完美的句号。（详见www.infz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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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PX项目可能迁建漳州。消息甫出，甚至来不及等到确认，人们即奔走相告，民意至此彰显无遗。根据地方政府在事件后期与民意的良性互动，事态最终走向大致已可断言，而不会有多少悬念了。
厦门PX项目如能最终迁建，无疑是一个重大利好。但最令人振奋的还不是这样的利好结果，而是事件全程。PX事件最鲜明的特点，最让人振奋的亮点，是打通了正常渠道，开创了通过正常渠道解决问题的先例。通过正常渠道解决问题的主张一直占据主流地位，但无可讳言的是，真正通过正常渠道解决的案例并不多见，一些地方的社会矛盾和冲突，更多地还是借助于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来强力摆平的，舆论的渠道、司法的渠道、人民代表大会的渠道等正常渠道，要么工具化而沦为行政权力的附庸，完全服务于行政意图；要么干脆处于沉睡状态。
正常渠道不正常，一旦发生矛盾和冲突，绕过正常渠道就成了民众自然的选择；而地方政府的强力介入，不免使其成了矛盾和冲突的当事一方，导致其与民众的直接对抗，而丧失了本来应该具备的开阔的缓冲空间，各方都没有转圜余地。由于政府垄断强力资源，足够强势，诸多社会矛盾和冲突摆平固然不难，但付出的巨大成本，即政府社会信用的巨大成本，却是惊人的，它使政府越来越丧失尊严，使社会关系越来越紧张，实际上得不偿失。
正是在这一点上，厦门PX事件具有分水岭意义。
在事件全程中，我们见识了厦门市民强烈的公共精神，见识了他们的英雄主义气概，见识了一个新阶层，即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市民阶层的崛起，他们那样的帅气，那样的坦荡，仿佛一个阳光少年。他们的崛起意味着人民已经长大，意味着一个新时代正在到来，即市民时代正在到来。
面对这样的市民时代，面对长大了的人民，显然，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是已经失效了。我们常常说中国社会是一个转型社会。这种转型既处在现代文明的背景之下，就注定了不同于过去任何时代的转型，不是成王败寇，不是那样的零和游戏，根本上说，这样的转型只是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变，即从传统的统治型，转向现代化的公共治理。统治当然都是精英的统治，是对据说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芸芸众生的统治。这种统治因此只能从单向出发，只能是统治与被统治，计划与被计划，命令与服从的关系。
将这样的统治模式，适用于像厦门这样的市民社会，适用于长大了的人民，那是大大的失当。厦门市民在事件全程中的表现，不仅英勇，而且智慧；不仅自信，而且自敛；仅仅因为一个偶发事件而短期聚合，表现已如此卓异，可见民间内生的力量实在未可低估。如何把民间内生的力量引入公共治理，用以重建秩序，正是当下中国的一个重大命题。
不是所有人都认识到了这一点。传统社会治理模式的力量仍然强大，当下中国就处在两种治理模式交错的状态中。厦门地方政府在十字路口最终选择疏而不是堵，选择向民意靠拢而不是与民意对抗，选择把民意纳入地方治理，使地方治理更具公共色彩。正是厦门地方政府这个明智的选择，使得整个事件柳暗花明，厦门市民最大限度的参与，媒体最大限度的自由讨论，知识分子在自己的职业范围提供专业意见，所有这些正常渠道才能真正启动，才能最终起作用。给别人机会，实际上是给自己机会。厦门地方政府的明智选择，成就了一段佳话，也会成就自己的历史地位，在历史上留下光彩的一页。而历史的这种奖赏，无疑比什么样的现实的奖赏都更有价值，更值得全力追求。
厦门市民和厦门地方政府通过PX事件互相学习，互相提升，最终达成多赢结局，这个几近完美的故事，这个史诗般的壮举，向我们展示了中国走向政治民主的可能的路径。通过持续不断的公共事件，各阶层人民，以及执政者互相砥砺，共同进步，这样彼此“训政”和自我“训政”，未来可期，公民时代可期。这，才是我们民族最大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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