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资料楼已布置起余虹教授的纪念堂，花篮、花圈寄托哀思
北京寒冷的季节，中国人民大学资料楼
特别策划：
沉重的翅膀
在中国人大教授、博士生导师余虹跳楼自杀的消息传来后，本刊记者赶赴人大校园，试图解开这个悲剧背后的谜底。
撰稿／陈统奎(记者)
一时间，一篇题为“一个人的百年”的文章四海传诵，成为对生命礼赞的经典，因为它的作者以一种“非正常方式”告别了这个世界——跳楼自杀，更因为这位作者——余虹——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博导。时间定格在2007年12月5日13时，余虹在其居住的四季青桥世纪城小区10楼一跃而下，“在正午，一个尼采式的时间，他从高空坠落”。随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发布公告：“经公安部门现场勘察认定：排除他杀，高坠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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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没有征兆
12月8日，当记者来到中国人民大学资料楼(文科楼)，这里已经布置起纪念堂，121室，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小会议室如今菊花灿放，黄的、白的，弟子亲友、他供职过的院校敬献的花篮、花圈摆满四周。一台笔记本电脑藏在一个花篮背后，放出缓缓的哀乐。墙上悬挂的是一张巨大的“生活照”，逝者背对大海、闲适而坚决地站立在天地之间，天很蓝，海很蓝。“天和海之间是我的余老师，这份现实和坚毅背后，今天我读出的是老师为人的态度，生的态度，死的态度。”一位弟子如是留言。
几天里，同事、友人、弟子陆续从全国各地赶来，站在这张大照片前凭吊，送花篮的人多得数不胜数，组织者只好通知大家不要再送花篮。这时，纪念堂里只有文辉从(化名)一个人，他哭得很伤心，不停地用手擦泪。“我是余老师在上海
时带的第一个硕士生，后来又考进人大跟他读博士，非常震惊，不敢相信这个事实。”文辉从停顿片刻，继续说，“但又不是没有征兆，之前他两次叫我上博客读那篇《一个人的百年》。”文辉从现在认为，这是为师向得意弟子发送的信号，而他竟没有觉察出来。
9月13日，余虹亲自将这篇文章贴到自己的博客上，其中一段话被后来的纪念文章广为引用：“这些年不断听到有人自杀的消息……听到这些消息，我总是沉默而难以认同那些是是非非的议论。事实上，一个人选择自杀一定有他或她之大不幸的根由，他人哪里知道？更何况拒绝一种生活也是一个人的尊严与勇气的表示，至少是一种消极的表示，它比那些蝇营狗苟的生命更像人的生命。像一个人样地活着太不容易了，我们每个人只要还有一点人气都会有一些难以跨过的人生关口和度日如年的时刻，也总会有一些轻生放弃的念头，正因为如此，才有人说自杀不易，活着更难，当然不是苟且偷生的那种活。”
“假如我能及早觉察，余老师就不会……”30来岁的文辉从无比懊悔，无比悲痛。
无法公开的遗书
12月9日晚10点，记者在人大校园内的迦南美地咖啡屋等一个人。她是一名对余虹充满仰慕之情的中文系研究生，又因听过余虹的课，所以被同学推荐给记者采访。余虹的“非正常选择”打了俗世上的人们一个猝不及防，面对汹涌而来的媒体记者，人大文学院上下大都选择了沉默。她一开始也并不乐意接受采访，但后来主动约见记者，“可能我讲述的是别人无法提供的视角”，“让人不要执迷于一位‘博导自杀’的耸动的干瘪的新闻标题中，去胡乱臆测这里面的八卦故事”。她不愿意透露姓名。
她带着一个暖水瓶走进咖啡屋，这是一个个子小巧的南方姑娘。她说自己消息闭塞，一直到周五(12月7日)中午才听说，当时和同学在去食堂的路上，“同学跟我说余虹老师自杀了，我还没反应过来，就不知所云地重复了一句，余虹老师自杀了？他自杀了……你开玩笑吧”，她说自己实在没有时间和准备来消化这个“惊天”的大消息，思维一度短路，直到吃饭时，在同学肯定的目光下，她才“恐惧地意识到老师不在了”。而且同学还告诉她，余虹老师还留下了一封遗书，里面说他的死与任何人无关，是他自己的选择。
这封遗书是警察在逝者身上发现的。遗书是留给文学院院长杨慧林教授的。在遗书中，余虹将人大的经历称为“最有意义的几年”，他将全部藏书“捐给文学院”，而且在“祝福所有朋友”的同时，表示“如果有来世，愿一起工作”。杨慧林在发给余虹教授亲友们的信函中写道：“我院师生听到余虹教授离去的消息，都深感震惊和悲痛……读信至此，无不潸然。”杨慧林委婉地拒绝了记者的采访，并告知遗书不能对外公开，因为里面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存款、汽车和房产怎么处理。杨说，信是留给他本人交待如何处理后事的。院方对余虹的评价突出两点，“深厚的学术造诣及率性自真的人格魅力”。
“他的课逻辑性很强。”这个学期，余虹在课堂上抛出的一个问题一直铭刻在女研究生的心里，而且她一直想找机会请为师解答清楚，“他说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的国家，况且尼采又宣布说上帝已死，人生没有信仰，只好寄托在艺术上，但艺术又是错误荒谬的，知识分子没事干了，怎么办？”这堂课后，余虹就因病缺课了几个星期，她也就一直没有机会向老师讨教这个问题。11月的一天上午，在资料楼遇见余虹，“看到一个背影，已经有一点弓，但还挺精神的”。她叫了一声，余虹转过身来，她于是追问：“您怎么没来给我们上课？”余答说，病了，很抱歉。
女研究生抓住机会请老师回答那个终极归宿问题：“您说现在人生没有信仰，‘上帝已死’，艺术又很脆弱，那么，哪里才是我们的安身立命之地？”不过，余好像有事，微笑地答复：“以后我们再探讨吧。”
请尊重逝者的选择
再后来，余虹还给他们班上过2次课，最后一次是11月20日，周一。不过，当时余虹已经不能站在讲台上授课了，他出了几个问题，然后坐在下面，请学生上去讲，最后再进行点评，以这样一种方式来结束“最后一堂课”。“看起来精神状态还好，老师生病了，需要休息。”她说，老师这样授课同学们蛮理解的。一周之后，学生们被告知，余虹病重了，课上不了了。再一周，课依然没上，紧接着2天后，自杀消息传来，文学院上下震惊。“难道只有一死才能成全美吗？您用自己的生命践履又一次给了我们一个活生生、血淋淋的答案吗，又证明了现实与理想的差距？”几天以来，这位女研究生心情一直非常沉闷、痛苦，余虹似乎用生命来回答了那个终极归宿问题，她不能接受这个答案，“您学识渊博，历经忧患，看透世事，应该有心理承受能力和调节能力的啊？！”
在院方发给余虹教授亲友的函件里，抬头便写道：2007年9月以来，我院余虹教授深受失眠之痛，逐渐难以进食，虽尽全力而未见改善。接着引述逝者的话说：生命本身是脆弱的，比生命更为坚强的是生命的意志；而生命的意志之所以坚强，有时正在于它可以主动放弃脆弱的生命。院方“希望社会各界尊重逝者的选择”。
事实上，消息传出，人们便纷纷猜测逝者做出这个选择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其实就连其最亲近的弟子和亲友都只能猜测，媒体报道出各种版本，有的说死于抑郁症，有的说死于对终极归宿的哲学思考。余虹的不少学生更相信为师是“选择死亡来对人生终极意义做出回答”，“又一次证明了死亡之美”，暴露了当代知识分子对极致人格的追求过程价值空虚的危险。
生死转念须臾之间
“在世界黑夜的时代里，人们必须经历并承受世界之深渊。但为此就必须有入于深渊的人们。”这是余虹生前最喜欢的一句话，由海德格尔写在《诗人何为》中。有位西南交通大学的研究生回忆，今年6月，余虹赴蓉授课，谈到了生与死的思考，“他给我们谈到人大那些硕士、博士的自杀，谈到马加爵，赵承熙，谈到中西不同的爱和宽容，谈到宗教。他说，自杀是勇者的行为，是作为‘人’的自己的行为，你的生命属于你，你可以独立自决，而不要盲目地将自己委托给他者。人死的方式是不同于动物的，自杀让他们回到‘自己’并守护自己的自由，成为‘真正的自己’”。听得这位研究生一时震惊，他当时还给朋友发短信说：“人大的余虹老师正在给我们谈自杀。”岂料半年之后，传来的消息更令他震惊。
余虹学生回忆说，周一，即事发2天前，几位弟子去看望老师，“他的精神还很好”，于是感慨“生死的转念只是天地上须臾之间的事情”。不过，这位学生也透露，事后文学院院长杨慧林曾对学生表示：余老师既不喝酒，又不骂人，心中自然有很多积绪出不来，长期的深度抑郁。对此，杨告诉学生，他并不感到意外，“只是觉得来得太早太突然了”。
余虹有两度不成功的婚姻。其中还有一段感人的故事。1990年代中期，余虹在暨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那时他的前妻割腕自杀，他于是赶回四川在抢救过来的老婆床前伺候了半个月。这段个人生活在当时的暨大中文系被得沸沸扬扬，余虹的“有情有义”还为他博得不少女孩的注视。其后，余虹再婚，然后又离异，如今前妻在一所大学教书，儿子又留学美国，而余虹的父亲早年去世，其母已年届70岁，目前居住在成都，他便一个人在北京生活工作。学生们感叹说，老师的心灵台阶几乎没有人打扫，它太需要呵护了。余虹的一位生前好友便对记者说：“他是死于绝望，对自己的绝望，心灵的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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