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穷抚顺到穷巴黎
李艳跟刘春兰住上下铺，但是打交道也不是很多。“碰面的机会其实很少，况且自己都顾不上的时候，哪里还能来得及想别人。听说刘春兰后来找了个阿拉伯男朋友，本来还想着结婚，但后来不知怎么又分手了。”嫁人通常是女性非法移民获得合法身份的最方便最快速的途径。今年的8月，刘春兰委托三姐，与丈夫办理了离婚手续。
三年中，她以最贫穷的方式，生活在巴黎最贫穷的城区。美丽城有一个名为“巴黎超级市场”的超市，经常在晚上六点扔掉过期食品，许多人等候已久，这时就上前捡些东西回家。刘春兰在电话里告诉过家人，自己也会在这里买面包吃，“有时候在超市门口捡到的东西也挺好”。
她住在一间10平方米左右的卧室里，房客总共8个人。室内摆着3张上下铺，其中有两张男女合住的双人铺。最里面的一张横挡着惟一的一扇小窗，光线只能从床铺空隙中依稀透射进来。每个床铺上都有用布头蒙起来的窗帘，遮得严严实实。一张小桌靠在左边的墙面，形成和对面床铺间的一条狭窄的过道，走过时必须侧着身子。
穿衣镜下半部分是碎的，浴室没有窗户，墙壁都因湿气褪了皮，浴室的下水道因为老化而漏水。
在抚顺，她的家人的处境与此相似。那是一套建筑面积33平方米的一居室，屋里的摆设都是二十多年前的模样：结婚时的衣柜、桌柜和床，都是张百良自己打的。嗡嗡作响的冰箱和老式的电视机，是下岗前张百良在旧货市场上分别以100元的价格买的。这个家在7楼，天黑以后他们摸黑上楼梯，只是为了省下一个月两块钱的电费。
在巴黎，41号单元楼边的墙壁上贴满用中文写的各种招工启事，有招餐馆女招待的，有招清洁工的，也有寻人教中文的。在这一点上而不只是在薪水标准上，抚顺还比不过美丽城：张百良和张宇虓看不到多少招工启事。
巴黎的小房间里，除了床铺之外几乎一无所有；抚顺房间的衣柜顶上则有一把吉他，是刘春兰年轻时的最爱。“穷巴黎”与“穷抚顺”之间是有管道相连的。作为资源枯竭型城市和东北老工业基地城市，抚顺经历着长久的转型阵痛，由于生活困顿与机会的匮乏，这里有着成千上万的出国淘金者。
在家人印象中，刘春兰性格活泼开朗，会弹会唱。以前在工厂上班时，每逢礼拜天家庭聚会、朋友串门，她就会拨弄拨弄吉他，下岗后，这把吉他在衣柜顶上一放就是十多年，积了厚厚的一层尘土，琴弦也断了，从那时候起，这个家里就再也没有过歌声。
回忆起和妹妹当年在乡下的田埂上抱着吉他自弹自唱的情景，刘冬兰流露出少有的兴奋。
刘冬兰的丈夫陈玉林2000年下岗后在劳务市场打散工。家里揭不开锅，刘冬兰给丈夫下了死命令：晚上回来要挣回大米钱。蹲在劳务市场直到晚上七八点，陈玉林也没有活干。“四十多岁的中年人根本没人要。”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毫无用处的废人。刘冬兰给丈夫记过账，陈玉林下岗后最多的一年挣了4000块钱。
回忆起下岗后的生活，刘冬兰忍不住辛酸的眼泪，觉得“活着就是个负担”。买三毛钱的菠菜，早上起来给丈夫熬一顿，晚上回来熬一顿，刘冬兰自己空一天的肚子。为了节省开支，她将一日三餐改为早晚两餐，10年来，这个生活习惯一直保留。
“终于退休了。”直到2007年，刘冬兰才领到了每月680块的退休金，家里终于有了稳定的生活来源。
“日子是一天天熬过来的，最害怕过年过节、人情事务，拿100块钱都困难。”刘冬兰说。
“好消息”接踵而至：从今年10月份起，丈夫陈玉林可以领到每个月400元的生活补贴，条件是他一个月要到街道干3次活。这得归功于丈夫原单位抚顺石油三厂的同事，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这些没有了基本生活保障的下岗职工们频频去北京
上访，事情终于在两个月前有了转机。
刘春兰自己的家庭同样贫苦若此，急需她的“输血”。有人事后为她算过一笔账，节省一点过日子的话，每个月120欧元搭铺费和80欧元钱伙食费基本就够花了，而做保姆每个月能挣六七百欧元。作为非法移民她不能在银行开户，领到工资后马上就通过西联汇款寄回国内。
巴黎华人社团汇集协会副会长董力文解释说，这是很多在巴黎的中国非法移民的通常做法。
在这里，刘春兰的生活与其他来自中国东北的非法移民别无二致。她捡垃圾，到跳蚤市场去卖。
在巴黎领取遗物时，刘冬兰在妹妹的包里翻出来一大堆捡来的衬衣衬裤。她把它们全部扔掉了。
借了7万元，还了7万元
在法国《解放报》记者和汇集协会的帮助下，张宇虓和三姨刘冬兰、舅妈陈建云于10月31日去到法国，处理亲人的后事。当张宇虓费尽周折来到母亲生前住过的小屋时，他哭了。
3年前，刘春兰穿着从二姐那儿借来的鞋子踏上了去巴黎的旅程。3年后，刘春兰“穿”着三姐带去法国的鞋子回到家乡。她的家人说，在这3年里，刘春兰没有一双属于自己的鞋子。
刘冬兰回忆说，“我只知道她刚出来那会儿做过一段时间的保姆，替别人看孩子。做了一年多，检查出来身上有糖尿病，后来边打工，边看病，今年年初时又打电话说，她挺长时间没有找工作了，身体没力气。”李艳说，在刘春兰出事之前的那段时间里，巴黎的风声特别紧，刘春兰除了下楼看看招工告示外，都不太敢出门。刘春兰的家人还说，刘春兰甚至在2006年一度动过回国的念头。
刘春兰还是坚持了下来，尽管因为害怕被遣返而时时生活在恐惧当中。最终，她留下的只是困窘艰难的身后事。
张百良说：“再怎么艰难，生活也得继续，不是吗？”刘春兰的死给这个家庭带来的悲伤，只能被深深埋在了心底，张百良甚至没有精力咀嚼痛苦，就得每天忙着奔波于工作和家的路上。
几个月前，张百良托人找到了一份看门的工作，每月600块的收入足以令他满足。为了省下40块钱的月票钱，每天他骑自行车上下班，来回两个小时。抽烟的费用一个月3块钱就够了：烟丝两块，卷烟纸一块。猪肉涨价后，就没吃过。
刘冬兰没敢把妹妹的死讯告诉年近八旬的母亲，她担心母亲接受不了这个打击有个三长两短。
这一决定中包括了非常现实的经济考虑。“母亲不能出事，弟弟一家三口全指着她的退休金。”
在这里，“啃老”是普遍现象——老人至少还有稳定的退休金，而下岗失业的中年人却没有任何稳定的经济来源。在这样的家庭里，老人的去世往往意味着稳定收入的断绝。
在巴黎，董力文寻访刘春兰在这里的生前故交，在事发地点贴上海报寻人，但一个多月以来毫无收获。事发当天的目击者聂文奎和李萍都已经搬走，其他的非法移民们更是跑得无影无踪，以前的合住者中只有李艳、李晶姐妹还留下来。行踪不定再加上东北移民群体之间的疏于交流，使得刘春兰在法国的三年生活变成了一片空白。
即便是家人，对刘春兰巴黎生活的了解也只有概况：借了7万元钱，来了；还完了7万元钱，死了。
在巴黎，张宇虓回忆起母亲的最后一个电话，“我已经攒了一些钱”。但是，他没有在她的遗物中找到这笔钱。她很可能又一次被偷了：最后一次剥夺。身无分文的刘春兰最终还是为儿子留下了一笔钱，不是靠她的贡献和服务，而是靠她的死亡在法国的影响力。这笔善款来自汇集协会、普通法国人、传媒机构和世界范围内更多的与闻此事者，包括非洲的一位参赞。
刘春兰留下来的箱子里没有一分钱，只有一块手表、一部手机、毛衣、外套、牛仔裤和一双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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