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孩子
初世的痛
在血雨腥风里，新的生命还是降临了。并不安全的国际安全区（后改为难民营）里，几乎每天都有死，都有生。就在黄桂兰出生那天，中国籍神职人员程瑞芳记录下那一天的事情：
“今早死去了两个小婴孩，一个只有一个多月，是闷死的，一个有三个多月，早有病的。下午又生了一个小孩，现在是生死都有，还有五六个妇人快要落月呢。”
12月13日，陷城之日，屠城之夜。“今日又生了两个来世吃苦的小孩，这些月母子也苦，睡在地上。”
程瑞芳忙前跑后，她希望能够找到给这些新生命合适的礼物，但却很难。国际安全区主席拉贝也想送给小生命们礼物。他在12月20日的日记里写道：
“在我的收容所（安全区内西门子难民收容所，拉贝的居所）的草棚里，在污泥垃圾中，过去的两个夜晚共出生了两个婴儿：一个男婴和一个女婴。不能为产妇提供别的栖息之地，我真感到惭愧。没有医生，没有接生婆，没有护士来帮助这些妇女；没有包扎用品，没有襁褓，只有几块肮脏的破布，这就是父母为新生儿留下的全部东西。我送这两对夫妇每对10元，为此女婴取名‘多拉’，男婴取名‘约翰尼’，非常有趣！”
多拉是拉贝妻子的名字，约翰尼则是拉贝自己的昵称。
血流成河没有让陷落之城停止繁衍，残暴的杀戮见证了这里的生生不息。“到1938年1月14日止，生于金陵女子大学难民所的婴儿37个，死亡27个。在恶劣的条件下，有两个孩子得了白喉，还有的腹泻、疟疾，有的孩子、老人就悲惨地死去了。”魏特琳和程瑞芳的日记本里记录着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和离去。
身为中国人的程瑞芳目睹着同胞的苦难，几乎崩溃了，她既要为死去的难民找棺木，还要为孩子接生，为生病的孩子找药。她无助地哀叹道：“死在炮弹之下比活着受罪强。”
“母亲生我时，没有奶水”，沈庆武将此归罪于日军，“没有有营养的食物，母亲怎么可能有奶水呢？”
“要是我们这里有校医和护士就好了！程夫人目前无法做更多的事，她和她的3个帮手，要给34个婴儿喂牛奶，给240名12岁以下的孩子喂鱼肝油。”魏特琳继续在她的日记里写道。
黄桂兰的母亲也未能给初生的女婴足够的奶水。“妈妈后来对我说，没有什么可以给我吃的。”
日旗下的童年
沈庆武长到有记忆的时候，父亲告诉他，母亲生他后的胎盘埋在了冬青树下。于是，懵懂的他经常走到冬青树旁，站一会儿，一声不吭。“我也说不清楚是为什么，老喜欢往那里跑。”他最后一次去看冬青树，是在1945年夏天，日本投降前夕。
沈庆武出生一个多月后，沈家搬回了原来的住处，一家人的生活很是艰难。“我父亲本来是江苏一个小城里的人，祖父是一个首饰匠人。父亲从小城到南京本来是为祖父开一个做首饰生意的小店，可是，生意还没有眉目，日本人就打来了。”
沈家栖居的“安乐里”并非“安乐之地”。日军的大肆杀戮停歇后，危险仍然时常光临。“有一天，一个日本兵来到我家，让父亲对着墙壁站着，我父亲手里提了一根棍子，不小心掉到了地上，弯腰去捡时，日本兵的枪就响了，子弹擦着父亲的头皮飞过。”父亲大难不死。
出生于日本东京的日本厚生相桥本龙伍之子桥本龙太郎，肯定没有这样的童年，因为他出身政治世家。他的父亲在内阁里，与大臣们一起正忙于讨论攻击邻国的各项计划。
一些随父母来到中国的日本孩子，与沈庆武在中山北路的日军宪兵司令部前相遇了。“我穿着棉衣棉裤，棉袄的袖子很长，我袖着手。”
那是1944年的冬天，沈庆武去五台山
小学上课。几个带着饭团的日本孩子看到他并与他打招呼，“他们穿得很少，裤腿很短，手也露在外面，冻得一蹦一蹦的。”“他们好奇地摸摸我，想知道我的手在哪里。”
来自同龄的友好没有打消沈庆武对入侵者的厌恶。“住在日本宪兵司令部的人，几乎每天都要从一面日本旗帜下走过，每次都要弯腰鞠躬。”
鞠躬之后，沈庆武就盼着头顶上飞过国军的飞机。“那是我们军队的飞机，这时，日本宪兵司令部的警报器就响起来了。”他并不躲藏，站在马路上，“每到这时，我就看到日本人拉上了窗帘。”他依稀记得，厚厚的窗帘后面，国军飞机的轰炸声中，传来了日本女人的啜泣。
1943年，趁着战事稍歇，任竹楼带着家眷从香港返回南京。“我家从此就离开了安乐里。”他最后一次去安乐里就是为看一眼那棵冬青树。
“不知道那棵树还在不在？几十年没有去过那里了。”当沈庆武发现自己已经成为和首饰匠人的祖父一样老时，他突然想知道，在那一年，究竟有多少和他同龄的婴孩在堆满尸体的土地上出生，又有几人，活到了现在。
生活还将继续
那三位同样出生在1937年的日本前首相，已经有两位先后离世。中东政治强人萨达姆·侯赛因也已被美国人处以绞刑。
在南京大屠杀史料的研究中，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金一虹教授负责了“大屠杀期间的金陵难民所”课题。她在相关的资料中发现，在当时的国际安全区有20万之多的难民，仅在魏特琳管理的金陵女子大学，就收容了1万多女性难民。
“魏特琳的日记里记载，有37名婴儿降生，他们挨过了灾难吗？”金一虹尝试着寻找这些打上了特殊烙印的生命，“他们的母亲呢？他们的家人呢？”
新生命在难民营的降生，为侥幸存活的人们带来生命延续的希望。生活，还将继续下去。
魏特琳此时也希望以宗教抚平悲惨女人们心灵和肉体的创伤。在沈庆武出生后的6周内，魏特琳安排每天两次聚会，一次为成年人，一次为新生的孩子，由美国圣公会留守的5位牧师来布道。
女人们很快学会了一些歌曲，魏特琳看到，这些女人特别喜欢唱的是《上帝，请拯救我的国家》、《我们热爱养育我们的土地》。
遗憾的是，金一虹的寻找并没有带来太多的收获。“至今，我们能找到的，确切出生在南京沦陷后难民营里人，还非常少”，她接到过一位老人打来的电话，“那人叫李昌华，说弟弟是在出生30天后被抱进难民营的。”“她那年14岁，后来与弟弟失去了联系，不知弟弟是死是活。”
70年后，那些在屠城之时降生的人们，沈庆武和黄桂兰成为不多的、被寻找到的两位。黄桂兰说，她小的时候，大人总爱指点着她：“看，她是在难民营里出生的。”
沈庆武已在他出生的城市走过了70年的岁月。他在这里读书、服兵役，后来成为银行的职员，直到退休。“现在每月拿着1809元的退休金，够用了。”他的哥哥和一个姐姐已经去世，曾一同在楼梯下避难的一家6口，尚余他和二姐两人健在。
桥本龙太郎在1962年传承了去世的父亲的衣钵，他曾成为日本最年轻的阁僚，先后任运输大臣、大藏大臣、通产大臣、自民党干事长、政调会长等党政要职，在自民党内被称为“政策通”。
1996年1月11日，桥本龙太郎出任日本第82任首相。半个月后，他承认日本“有过殖民统治和侵略的历史”。1997年，桥本龙太郎参观中国东北“9·18”纪念馆，成为进入该馆的第一个在位的日本首相，在那里，他写下“以和为贵”。
本报明日刊出南京大屠杀70周年回顾与反思第三篇文章：1934年，中国民族资本家投资在南京建起江南水泥厂，1937年11月试产成功。日军入侵，资本家请德国人和丹麦人看厂，升起了德国国旗和丹麦国旗。中国难民拥进厂内，近20000人得到庇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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