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觉得我以后可以做到多大？”张全收用稍带嘶哑的声音问记者。
11月24日由南方农村报与华师大等合办的“中国农村发展论坛”给这个河南汉子颁发了唯一一个特别奖。奖励他创新打工模式，为1.3万农民工撑起保护伞。领奖时，他像将军一样，在西装上挂满了奖章，虽然很累，但有人拍照时腰板挺得特别直。
张全收是谁？他做过什么？为什么媒体这么关注他？他为什么引起争议？
张全收，河南上蔡人，自称“农民工司令”。他带着1.3万农民的全顺公司“驻扎”在深圳，向各个工厂派遣工人。没有活，公司也“包吃包住，照发工资”。这就是张全收和他“全顺打工模式”的主要内容。
在“世界工厂”的中国，农民工无疑是这个“大工厂”的脊梁。而“农民工司令”张全收的故事更直接的背景是：珠三角企业用工季节性强，工资低，出现农民工荒。另外，新劳动合同法的即将实施，也让人们重新审视劳务派遣公司。
这个从农民工中“自然成长”起来的组织形式究竟是怎么运作的？农民工的权益在其中是否得到了保护？张全收怎么带这1.3万农民工？
社会上、网络上并不缺少对张全收的质疑甚至投诉。张全收一直都对别人述说着，甚至把唱豫剧的嗓子说哑了。只是当他说累的时候，再也掩饰不住自己的迷茫。
专访于建嵘：假如张全收不是好人
一个将军可以把勋章戴起来，一个农民为什么就不能？
□《南方日报》记者 胡念飞 杨智昌 周志坤 武汉、深圳报道(南方日报供腾讯新闻专稿，转载请注明)
张全收（右）挂满“沉重”的奖章和于建嵘（左）、党国英（中）交谈
“卖人”的生意
张全收以其“有形之手”指挥着众多农民工由盲目流动转向有序流动，干的是不简单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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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答应过你们这拨去江西打工的，要去工厂看你们，结果却没去成。现在，我给每个人发100块钱，算作补偿。”
12月1日清晨，当记者赶到“民工司令”张全收位于深圳平湖的公司总部时，他正拿着小喇叭用嘶哑的嗓音召集一支刚从江西调回深圳的上百农民工队伍开会。
话毕，他开始蘸着唾沫星子点人发钱。
张全收喜欢拿着小喇叭对工人说话。他带记者去厂里看他的工人，就有这个“保留节目”。工人们匆忙赶来站成方队，“立正，稍息，蹲下”，小喇叭开始“发表讲话”，还真像支队伍。
张全收手下现有1.3万农民工，资产过千万。现在的身份是全顺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老板。
全顺的主要业务是将这些工人组织起来，哪个厂要人，就“打包”调人过去，这个厂干完了，就调到另外一个厂。要是碰到没活干，工人就免费吃住在他租的两个大的培训基地，照拿工资。
厂方需要张全收的人，则须为此支付工资之外的管理费。张全收赚的就是这种管理费和部分加班费。
这种模式被专家们称为打工的“全顺模式”。
“你在我这里一年包吃包住，保证你吃喝不愁，还有最低750元（这也是深圳关外最低工资标准）一月的工资。我保证，这些孩子没活干，照发工资。”张全收说。进了公司就旱涝保收，农民工们愿意，有的干着干着干脆一家都进了全顺。
由于供不应求，公司的农民工“库存率”远未到15%的危险值，所以尽管一年给这些不干活照拿钱的“库存工”蒸包子都要花100万，但全顺也还是划算。
珠三角的“三来一补”加工厂，生产经营紧跟外贸订单，订单来了，就招兵买马加班加点；没有订单，就大量裁人以降低经营成本。用全顺工人，工厂不用管人，淡季还能“退人”，他们愿意多付那笔管理费。“在保证工人工资的情况下，一个工人一个小时再加2毛钱作为管理费。”一个工厂负责人介绍说。
可不要小看这2毛钱，一年算下来，全顺公司就有近千万的收入。
现在珠三角类似的劳务派遣公司也有，但像他们这么早做，做这么大的很少。其实，张全收一开始还不是这样“卖人”的，他先从“借人”开始。
2002年，已经在深圳打工10年的张全收有点积蓄后，跟人一起办了个加工厂。他一边为自己工厂招人，一边也把多余的人“借”到缺工人的厂里。由此，他发现了巨大商机。
后来，张全收的加工厂倒闭了，他就继续招人，专门从事“卖人”了。一开始，生意并不好。但2004年，珠三角地区出现民工荒后，张全收就不慌了。
“如果你没有工人了，你也做不了什么事情。”一个企业负责人说。在“世界工厂”的中国，大量农民工廉价劳动力构成主要竞争力。从高科技的苹果牌电脑到普通的牛仔裤，他们支撑着世界上的消费生活。从这点看，张全收以其 “有形之手”指挥着众多农民工由盲目流动转向有序流动，干的是不简单的活。
漂移社会的温情
几乎每一名工人都有张全收的手机号，员工受到别人欺负，觉得心理不平，尽管直接打他的手机。张全收认为：“员工的事就是老板的事。我会给员工作主。”
著名“三农”学者于建嵘用了近半年的时间，对张全收和他手下的农民工作了大量调研，他把这群体称作“漂移的社会”。
这些“漂移的社会”散布在珠三角各个城市。事实上，随着产业专业，深圳的生意占全顺的份额越来越小，惠州、河源等地的生意多了起来。
在深圳平湖区的一个玩具厂，记者见到了这些穿着统一蓝色衣服的全顺农民工。这里的产品——标价1.45欧元的纸袋，即将在欧洲某国的圣诞节度过闪亮的时刻，但此刻它们还只在中国工人忙碌的手中被摆弄着。
工人们吃厂里的住厂里的，开饭两种菜式搭配任选，加班全顺公司送馒头吃。十几个人住一间房，简陋，但还算干净，有细心的工人在床上插点花，当装饰。
周敏是河南人，女，40多岁，女儿是哑巴。她对记者说，这么大年纪打工不好找，女儿更难找工。现在在全顺挺好，两个人都有工作，还能互相照顾。
张全收逗了逗周敏的女儿，像个家长。他到了厂里总俯下身子跟这个工人说说话，跟那个工人开开玩笑。
“像个家庭”，这是记者采访很多全顺农民工的感受。此前，记者阅读了网络上的一些“全顺黑幕”，所以做了有意识的询问。这种温情也是于建嵘对工人访谈调查结果的主调，访谈材料结集起来16开本180页，扎实。
24岁的白光平说：“我们老板像亲人一样。”19岁的张永飞说：“老板对员工就像父亲一样，老板能为我们做主。”
于建嵘问23岁的李霞辉：“假如他(张全收)不好了怎么办？”
“他没有待我们不好的时候。”
“假如不好？”
“没有不好的时候，有病的时候他带我们去看病，没有钱他代我们出。”
“假如他对你不好怎么办？”
“我们相处得挺好的，他不会对我们不好的。都像兄弟姐妹一样。”
于建嵘这种“不怀好意的逼问”，源于研究的严谨和警惕，也有外界质疑的因素。他说，访谈调查都是随机的，绝大多数没有张全收在场，有时候到了一个厂拉几个工人到路边就问。几个月下来只有一个人说了张全收的“坏话”，调查组的一个成员还为此兴奋不已。
“反正在我的心目中他不是那样的(坏)人。”22岁的吴丽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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