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军占领中国南京，使用集体枪杀、活埋、刀劈、火烧等惨绝人寰的手段，进行了长达40多天的血腥屠杀，在南京杀害中国平民和被俘军人达30多万人。明天是南京大屠杀70周年纪念日，本报今日起连续刊发三篇文章对这一历史悲剧进行回顾和反思。
大屠杀的发掘研究既是中国学者对这一历史悲剧的认知过程,也是中国民众认识历史真相的过程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新馆前震撼人心的雕塑。明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扩建工程正式对外开放,新馆比原馆扩大近3倍、占地100多亩。
今年8月15日,南京北极阁侵华日军大屠杀纪念碑前举行了“纪念抗战胜利62周年和平集会”,来自日本的多个友好团队专程赶到南京,向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表示哀思。CFP供图
南京大屠杀历史图片
张宪文是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同时，他肩负着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重任。“已经出版了两批，55卷了。”他已7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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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卷，3000万字，是南京学界数十位学者共同参与、历时7年完成的一项庞大的工程。
“我们最终会出到第80卷，收集到的证据、史料越来越多”，张宪文拿出一张照片，那是55卷史料集的全家福，“我就不信，把这些书摆到日本首相的办公桌上，他还不承认南京大屠杀？”
12月3日，《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二批29-55卷出版发行。这是中国学者在调查了中国、日本、美国、德国、丹麦等国家的历史史料后的血汗结晶。
“南京大屠杀”史料的发掘研究过程，既是中国学者对这一历史悲剧的认知过程，也是中国民众认识历史真相的过程。
历史悲剧被湮没近半世纪
数十年间，“南京大屠杀”的记忆是零星的，中国大陆对那场灾难保持了集体“缄默”
在江苏省社科院历史所副所长王卫星的记忆里，新中国成立后，对南京大屠杀最早的成书记载，是南京大学历史系老师高兴祖完成的。“1962年，高老师写成了书稿《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
1960年，高兴祖等4位南京大学的老师带着7名学生，利用学术界短暂的平静期，对大屠杀进行调查。“调查范围仅限于在南京大学及周边的人群中。”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说，南京大学的前身是金陵大学，是日军侵占南京后的国际安全区的核心地段。
高兴祖等人的研究是在悄无声息中进行的，成果被油印出版，成为南大历史系的教材。“1963年和1978年，该书的内容在校庆科学报告会上作了报告。”
高兴祖的调查进行时，“南京大屠杀”还是远离中国民众的词汇。“这时做的一点调查是不被重视的，‘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连这点研究都中断了。”张宪文在南京大学学习、工作54年，他见证了整个过程。
1979年3月，高兴祖的研究成果从油印本变成了白皮书，但仍然是内部出版物，不过这已是国内最早的关于南京大屠杀记忆的著作。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忆，除了亲历过那场悲剧的幸存者，没有谁知道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从建国后到上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大陆对那场灾难保持了集体“缄默”。高兴祖的白色封面的小册子出版后，“南京大屠杀”又重新湮没在故纸堆里，鲜为人提及。
“可以说，在1982年以前，国内对这场悲剧的研究没有怎么开展。”张连红曾系统研究过这个过程，“受极左思潮的影响，阶级斗争为纲，日本是中国为打破美国的封锁争取的一个对象。在学术界，研究南京大屠杀，那时还是一个禁区。”
数十年间，中国人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忆是零星的。1950年2月10日，南京出版的《新华日报》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了大屠杀的人数。1951年4月8日的《人民日报》一篇文章中写道：“人们怎么能够设想可以叫南京人民忘记1937年12月13日开始达1月之久的30万人的大屠杀？”
人们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忆是那么的少，好像从来就没有发生过。
其实，早在1944年2月，中国就成立了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后相继设立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南京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经3年时间，形成了“南京大屠杀案卷”。
“对发生在1937-1938年的日军在南京所进行的烧、杀、抢、淫罪行的总称，在起初并无专指名称，英美及中国的报章在刊发报道时，多称‘日军暴行’、‘京敌暴行’。”张连红说，1946年6月23日，南京市临时参议会为协助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调查日军暴行，遵蒋介石的指示，成立了“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这是“南京大屠杀”提法最早的由来。
为反击日本右翼寻找真相
这时的研究夹杂了太多的民族情感，种种主客观原因导致研究还不是很严谨
已退休的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侵华日军大屠杀研究会副会长孙宅巍仍然记得，1983年12月13日，他被通知到南京市政府开一个会。这个会议改变了他的人生走向。
那是一个闭门开了三天的座谈会，名为“南京大屠杀编史”。就是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修建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从与会官员和其他学者的口中，孙宅巍知道了这个会的背景：日本右翼一直企图隐瞒南京大屠杀真相，否认这一事件。
“这是1982年6月日本文部省修改教科书引起的反应。”王卫星说，教科书事件引起中国强烈不满，一些学者在申报科研课题时就提出了对大屠杀进行研究，“段月萍女士和孙宅巍先生就是这时提出的相关课题研究。”
日本右翼对“南京大屠杀”的否定很早就开始了。1966年，14名甲级战犯的牌位被移至日本靖国神社，1972年，右翼学者铃木明发表《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等文章。
孙宅巍认为，正是中国学者研究的匮乏，给了日本右翼可乘之机。
1985年，第一本介绍南京大屠杀的专著在上海
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作者正是高兴祖。这本书的名字是《日军侵华暴行-南京大屠杀》。10万字的小册子第一次全面披露了大屠杀始末，并在日本两次出版了日文版。
2005年8月15日，已经去世4年的高兴祖老人，在抗日胜利60周年时，获得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颁发的“特别贡献奖章”。
就在中国学者决定研究“南京大屠杀”之前，日本右翼学者已经蓄积力量，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了大面积否定，并形成了一个阵容很大的“虚构派”。
1984年，曾任松井石根（入侵南京的日军统帅）秘书的田中正明出版《南京事件之虚构》。这本书的序言由日本上智大学渡部升一教授和前近卫师团中尉村上兵卫执笔。三人同唱“虚构说”的调子，以松井石根的日记为主线，认为南京大屠杀是“东京审判戏剧性导演出来的”，是为“别有用心地证明日军的惨无人道”。
与日本右翼的博弈，使中国学者加快了研究的步伐。“不过，这时的研究夹杂了太多的民族情感，处在揭露批判日军暴行的阶段，种种主客观原因导致当时的研究还不是很严谨”，王卫星在回顾当年的研究时说，“现在回头看，那时缺乏理性思考，潜意识推动比较多，还有当时的史料也很有限。”
尽管如此，学者们还是积累了大量史料，形成了许多研究成果。在高兴祖、孙宅巍等人的努力下，1987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等相继出版。
学界的研究、发掘“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史料，才使得这一历史悲剧为中国民众所广为人知，历史真相逐渐还原。
1985年抗战胜利40周年，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建成开馆。10年后，在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成立，高兴祖担任第一任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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