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氏文档中的西安事变
1990年4月15日西方复活节当天，89岁的张学良应史学家郭冠英及唐德刚之邀，生平首次追述了西安事变的缘由及心境，张在受访中称“西安事变是逼出来的”，他对当时蒋介石下令用机关枪打游行的学生而不是日本侵略者感到愤怒，并决心发动兵变，西安事变后，蒋被迫应允与中共合作抗日。张于2001年辞世后唐德刚先生出版的《张学良口述历史》披露，1936年张与蒋“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已经发生严重冲突，这也是酿成事变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今，西安事变的主要当事人相继离世，有关的档案及史料纷纷得以公开，胡佛研究院档案馆除了宋子文西安事变的日记外，甚至得到了1936年时任宋子文秘书陈康齐当年的日志，其中相当多的细节可以与宋子文日记相互印证，对还原西安事变的整个过程提供了一个真实而特殊的视角。
宋子文自从1934年与蒋介石大吵一架，辞掉财政部部长职务以后，除了担任国民党评议会委员之外，几乎没有在国民政府内担任任何公职，后来他成立了中国建设银公司，吸收西方资金到中国进行投资。西安事变刚发生时，形势不明，南京方面只知道蒋介石被挟持，生死安危不明，对张学良的真实意图也不清楚。身在香港
的宋子文闻讯立即赶到南京，与焦急万分的宋美龄商量对策并决定赶赴西安。
南京政府当时有两种意见，何应钦等主战派主张轰炸西安，认为国民党不应与“叛徒”谈判，因此反对宋子文前往。宋子文非常坚定地反驳说，“我不是以国民党官员的身份前往，而是以家属的身份去。”终得成行。据其日记记载，蒋介石一看到宋就痛哭，因为事变多天来他不但与外界完全失去联系，还受伤绝食，命运未卜，而宋是他见到的第一个亲人。
宋之所以飞赴西安，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与张学良私交甚笃，可以为沟通创造良好的条件。与张见面后，他得知对方本意并不是要杀蒋，而是逼蒋停止剿共，一致抗战。蒋介石则觉得自己被挟持，宁死不受辱，主张军事解决。宋子文竭力劝解，称如军事解决，国家不免陷入内战，而日本侵华野心已经昭然，国家一旦内斗，百姓不仅遭殃，蒋本人也有可能陷入绝境，政治谈判才是出路，终于说服蒋。
同时，宋子文向张学良提出谈判的条件，首先同意他回南京汇报情况，另一方面要求接纳宋美龄赴西安照顾蒋，还要允许黄埔系的代表（国民政府军队的主要派系）前来参加谈判。在日记里可以看到他的行程，20日到西安，21日回南京，22日再飞回西安，所以后来宋美龄、蒋百里等人能够成行。宋子文马不停蹄，几乎没有休息，哪些人到西安，如何谈判，和哪些人谈，包括后来加入的周恩来等，日记里都有详细的记载。
而宋子文秘书陈康齐的日记则记载，张学良决定亲送蒋介石坐飞机到南京的当天，他突然接到电话，要他立即赶赴机场，而且不能带大衣和行李，当时正值严冬，天气寒冷，这个明显反常的来电的目的是造成蒋方成员还在现场活动的假象。因为要不要送蒋回南京，杨虎城的西北军甚至东北军内部都有很多将领表示反对，而12月25日下午放蒋也是张学良临时的决定，行动过程非常仓促，以至宋的秘书在日记中还对自己失去新买的大衣而惋惜不已。
宋子文日记还记载，由于放蒋的决定遭到东北军将领的反对，张学良曾经将东北军将领集合在一起发表讲话，他声泪俱下地说一定要确保委员长安全，因为兵变的目的是抗日，如果委员长不在，没有人能领导全中国抗日。当时有些将领指出，没有得到蒋的亲笔签名保证，因而不信任他；但蒋认为自己是领袖，说话算话，否则宁死不屈。张学良发表讲话说，我信任他，你们也要信任他。郭岱君认为，宋子文日记对很多当时不能合理解释的地方，提供了答案。
后来，关于西安事变的解释有多种版本，国民党方面曾经称张学良看到蒋日记“幡然悔悟”，但此次公布的蒋介石写于1936年12月27日的日记记载如下：“晓见汉卿，彼欲强余以实行改组政府而毫无悔祸之心，余乃以善言慰之并实告以军法会审后，特赦并予以戴罪图功之意，彼乃昂昂然而去。”事实真相究竟如何，可谓一目了然。
张学良奋不顾身，执意护送蒋介石并赴南京请罪，此举正如张在接受唐德刚等人采访时所言，“我问心无愧，我没有私心。”但蒋为什么一直对此耿耿于怀，并幽禁张长达大半生呢？这个问题郭岱君曾经与杨天石等历史学家讨论多次，大家较为一致的观点是，张作霖是与蒋同辈之人，张学良则为晚辈，蒋对他颇为器重，他却以兵变的形式挟持蒋，并将其侍卫全部杀死，导致蒋穿着睡衣拖鞋爬山受伤被俘，除了1949年失去大陆，蒋一生还没有受过比这更大的耻辱，因此很难原谅张。另外，西安事变扭转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使中共力量得以保存和发展，并最终导致国民党失去大陆，这也是蒋一生不能原谅张学良的隐含背景。
蒋摔碗，宋摔杯子
1943年蒋介石侍从唐纵的日记记载：“10月16日，委座与宋部长口角，委座愤而摔碗”，可他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只见“宋部长夺门而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创办人陈光甫的回忆录中则描述，10月16日，他下午去宋部长家探望，奇怪的是进门满地的碎玻璃，于是询问原委。宋说，今天早上，委座与他拍桌子、摔碗；而他只好回来摔玻璃杯。
在1986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当年的外交部次长吴国桢（曾为国民党上海市长）说，1943年10月中旬，宋部长和委座两为史迪威之事发生口角，后被勒令每天在家中闭门思过，官员中没有人敢去拜访宋子文。而吴需要向宋汇报外交部的业务，于是前往宋家，宋就如何收场征求他的意见。
吴国桢说：这有什么关系呢？你跟委座是亲戚嘛！你跟他写个悔过书就好了。可宋表示为难，吴国桢说：这个没有关系，我帮你找个人代笔。他于是找了委员长侍从室的一个陈姓秘书完成了这封书信。
有一天，这个姓陈的就跑来找吴国桢，说我帮宋部长作了一件事，帮宋部长代笔一封信，中间有两句是我生平得意之句，相信一定会打动委座的心。这两句话在吴的回忆录中有记载，即：“（窃文之于钧座）在义虽为僚属，而恩实逾骨肉”。
“我是在1990年代初看的吴氏回忆录，印象十分深刻，所以2004年宋子文档案一开，就去找这段故事”，郭岱君说，“不料这个草稿真的就在里面，而且是一字不改。”
郭岱君表示，宋子文后来没有去台湾，晚年也终老美国，多少是因为蒋介石从来就不喜欢他，宋才华横溢，但个性强，虽然宋曾经为蒋做了很多别人无法替代的事情，但蒋总是觉得他“飞扬跋扈”。
蒋退守台湾后，美国国内出现了重新评价与检讨与国民党政权关系的声音，四大家族的腐败问题也被扯出来。
1951年，美国国会就“美国对华援助是否存在滥用”议题召开了一个特别听证会。国会调查小组写信给宋子文与孔祥熙，要求他们公布个人资产。孔宋都立即回信表示同意，宋更是称自己已经隐忍多年，希望趁此机会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向外界公布。可是因为当时韩战刚开始，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态度刚刚好转，多位政界人士包括后来出任国务聊的杜勒斯写信给宋子文，说美国目前专注于韩战，而且刚刚恢复对国民党的支持，希望宋还要为“大局”隐忍，牺牲个人荣辱，宋接纳了这个建议，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1952年，国民党曾经开会决定将1949年没有回到台湾的党员开除党籍。在会上有人批评孔宋，蒋介石虽然知道宋子文尤其冤枉，可在当时形势下没有为宋开脱，最终他们都被开除党籍了。此后，宋子文就更不愿意去台湾了。
宋子文回过台湾一次，但是只呆了10天就走了。郭岱君说，他一到台湾后，立刻发电报给太太，说明已经抵达，而且会在10天之内离开。
他为什么这样写？
“他就是给蒋介石看呢，我不会呆久，你放心好了，我10天之后就走了，他就是这样极有个性的人。”
不过，郭岱君指出，宋子文虽然住在纽约，但对国民党的事务仍然关心，他的档案中有许多分析台湾情势的文字。蒋介石晚年生病，宋也颇为挂念，曾积极为他在美国找医生。
■相关链接
近代中国档案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馆存中国方面的史料，共有500多种，其中民国史及蒋宋孔三个中国现代史上显赫家族的资料，更是“独一无二”。
杨天石教授曾经将上述史料划分为三类：即中国名人档案、美国来华者档案及国民党史料。胡佛方面的分类则略有区别：一、中国的领袖档案，即政治、社会、文化方面的领袖档案；二、与中国历史有关的美国知名人士档案，比如史迪威将军等；三、美国到华人士，其中包括传教士、医生、商人等等；四、政党档案，比如与中国共产党、国民党相关的档案，胡佛保存有比较完整的中共早期党史的资料，其他还包括不断增加的中国“文革”档案等。
2003年夏天，胡佛研究院的民国史料搜集取得重大收获，该院与国民党达成协议，通过与国民党党史馆合作，以微缩胶片方式，复制并永久保存国民党自1894年兴中会创立以来到2000年的全部党史资料。这一协议产生的马太效应，致使很多民国知名人物的家属主动与胡佛联系，表示捐赠或希望胡佛收藏他们的档案。像阮义成、陈天放等等。
2005年2月16日，胡佛研究院宣布：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的日记，已经由蒋家的后人同意存放于该研究院，但不拥有“所有权”。
胡佛研究院
胡佛研究院是美国最顶尖的智库之一，共有100多位研究员，其中约1/3为斯坦福大学教授，还有4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而且政府人脉关系极深，担任过国务聊职务的就有三四位。所提出的金融、医疗、教育、社会福利方面的政策建议，往往成为政府的决策，影响力极大。这在客观上为其网罗各类知名人物的史料及相关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据郭岱君介绍，胡佛研究院的高层认为，在今后20年，该院会有相当大的资源投入中国研究，其中包括研究档案的部分和图书。这种预算因历史阶段的不同分别有所侧重，冷战时期的苏联及东欧研究也曾经成为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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