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美国胡佛研究院所藏的蒋介石日记开放以来，海外及两岸三地的学者闻风而至，俨然成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重镇之一，学者们在阅读了这些世所罕见的史料后，更传出“民国史应该重写”、“建立新的中国近代史解释体系”的积极评价。目前，蒋介石日记只开放到1945年抗战时期，国民党党史档案已开放到1952年，孔祥熙档案、蒋经国日记目前尚未开放，这些重要史料如果将来全部公开，不知还有多少“惊喜”值得期待。
胡佛研究院研究员郭岱君表示，中国目前已经成为有实力的大国，这批档案，彰显出近代中国领导人物的思想、行为及中国社会的转变，有助于西方真正地了解和认识中国，以及在此基础上用正确的态度对待中国的崛起并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的作用。
南方周末记者经过长时间采访，谨将一些学者根据蒋介石日记所做的最新研究公之于众，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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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记者 朱强 实习生 李响 发自上海
日记里的蒋介石 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
借了500条枪
2006年春天，蒋介石日记在胡佛研究院第一次对公众开放，郭岱君向前来查看日记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杨天石研究员请教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蒋如何由一个中高层军官，迅速崛起成为党、政、军领袖，这也是她对蒋介石日记能否对此提供解释的最大兴趣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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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最初追随孙中山时，仅仅为广东陈炯明部队中的一个参谋长，其官阶、资历，均无法与许崇智、陈炯明等人相比，可在短短10年之内，就跃升为国民党最高领袖与军事统帅，而且凌驾于国民政府内部的实力派胡汉民、汪精卫等人之上，除了政治手腕的运作，是否还有更为深层的原因？
郭岱君、杨天石对蒋日记及相关史料的研究表明，这与蒋的特殊背景有关。蒋是同盟会中极少数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军人，无论谁主政，都要仰仗他军事上的长才。另外，蒋博得孙中山的信任，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孙对蒋有不可言传的特殊情结，而蒋早已是孙属意的接班人选。
1912年1月14日，蒋刺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除掉了孙中山最主要的政敌，多年后他在日记中记录：“余之诛陶，乃出于为革命为本党之大义，由余一人自任其责，毫无求功、求知之意。然而总理最后信我与重我者，亦未始非由此事而起，但余与总理始终未提及此事也。”
当时，陶成章经常在公开或私下场合批评孙，孙无可奈何。陈英士密令蒋介石刺杀陶成章，陶获知消息后躲到医院里装病，结果还是被蒋发现后杀掉，从而做了一件孙中山所不能做、更不能言的大事，因此蒋在日后日记中提到：“与总理始终未提及此事，可他定心有所感。”
1922年，陈炯明在广州
发动叛变，炮轰总统府，蒋介石接到孙中山电报后，不顾一切跑到“永丰舰”上相陪，孙说，有介石在，所以我就很放心了。
1924年，孙中山任命蒋为黄埔军校第一任校长，开始培养嫡系部队。蒋屡次在演讲时称，“我是靠500条枪起家的”，诸多研究者对此一知半解，甚至一些黄埔学生都不知所以。他在日记中写道，当时军校根本没枪，他想办法找到一个开兵工厂的朋友，借了500条枪。那时廖仲恺与蒋几乎每天都在商量如何筹款，有一次实在没有办法，就找汪精卫的太太借钱，然后特别言明利息加倍等等。
蒋的特殊性还在于，他不是军阀，故而具有一般军阀所没有的心胸与眼界。在日记里他经常谈论中国形势，以及与日俄欧美的国际关系等等，与当时军阀只关注自己地盘与势力的内斗相比，更具现代意识。另外，蒋还得到宋子文、孔祥熙的大力协助，尤其稳定了江浙地方财团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支持，这让其政治对手汪精卫、冯玉祥、阎锡山等无法与之抗衡。这些因素都是蒋能够迅速崛起的重要因素。
图为蒋介石与孙中山在广东
到农村工作去
蒋介石早年是国民党左派，他学习俄文，也读了一些马列著作及有关共产主义的书籍。1923年9月，蒋率领孙中山派出的中国代表团赴苏联考察，日记显示出他的思想此时发生变化，他看到苏联的优点，也看到苏联的问题，尤其是苏联对中国的野心。到了12月，他说，共产主义虽好，但是不适于今日之中国。但很可惜的是，由于1924年的日记遗失，完全了解该时期蒋思想转变的整个过程已不可能。郭岱君说，蒋还曾怀疑，是中共派人偷走了这本日记。
1926年3月，蒋发动“中山舰事件”，气走汪精卫，使他的权力更上层楼。对此他曾表示，其中秘密，须等其死后看他的日记。杨天石教授曾根据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保存的蒋介石部分日记（毛思诚抄本），写了《“中山舰”之谜》，解释这一事件。2006年，杨在胡佛公开的1927年蒋日记手稿中第一次发现“欧阳葛来访”的记录，从而证实其对“中山舰”之谜的揭示是正确的。
1926年，国民党右派为了分化广州国民政府中的左派，造谣称汪精卫与苏联串通，要绑架蒋介石到苏联。欧阳葛将此谣言传给蒋介石，后欧阳自认有功，就写了有关中山舰事件的回忆录，蒋看后不快，将文章放入抽屉。其日记中所记“欧阳葛来访”即证明了确有此事。
蒋其实很了解国民党内的问题，他主张国民党官员应该多与农民接触，每人应到农村工作一段时间，再回到都市来。 他也确实想解决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日记中多次提到“要解决耕者有其地”，主张“二五减租”等，可惜因为日本侵华，最后都未能实现。
提和谈，杀无赦
内地史学界对蒋的对日策略一直多有批评，特别是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清党剿共”及“不抵抗主义”主张，被贴上了“投降派”的标签。此次公开的蒋在抗战时期（1931—1945）的日记，揭示了他有关抗战的真实思想及其复杂性。
早在北伐战争时期，蒋就有“三日亡国”之论，认为中日国力悬殊，一旦开战，中国沿海地区就会陷入日军之手。因此北伐军要刻意避开日军，绕道北上。根据杨天石先生的研究，日军于1928年出兵济南，制造“五三惨案”，对此蒋最早提出对日“不抵抗主义”。
日记同时显示，蒋的民族主义情绪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变得十分强烈，特别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他的对日主张发生了重大转变，“中日必有一战”成为其主要观点。纵览其抗战时期的日记，不但“雪耻”二字的出现极为频密，而且对日每每以“倭寇”称之。
蒋氏抗战思想的复杂性在于，由于他认为中日军事财政等实力对比悬殊，虽然战争不可避免，但中国绝无可能短时间取胜，应该一方面争取国际支持和援助，另一方面积聚力量，积极备战，因此，1930年代蒋设法通过多种渠道与日本军方、民间、国会议员、内阁等等各方维持联系，和谈也一直在进行。
“在日记里他一直强调，中国是弱国，根本没有能力抗日，所以只有拖，一直拖延最后决战的时候，好利用这个时间积极备战”，郭岱君说，“另外他期待日本与苏联能够开战，这样能够两面拉锯，减轻中国战场的巨大压力。”
“那些管道传递给蒋的信息是，日本内阁当时有两派，一派认为‘九一八’之后，满洲拿下来就好了，最多再侵占华北一部分；另一派主张继续扩大战场，直至占领中国。甚至有消息说，日本内阁很可能会因为不同的政见而使入侵派下台。”郭岱君表示，这些连绵不断的消息，使蒋介石相信应该稳住阵脚，争取时间，进行抗战的准备和动员。
但中日正式宣战后，蒋开始坚决反对和谈，他在1939年的一份批示中说：“今后如再有人借汪精卫事来谈与日本和谈之问题，以叛国罪论处，杀无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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