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宝新老师最近郁闷极了。眼看领导交给的任务无法完成，回校上课的时间遥遥无期，他越来越着急。与杨宝新同样着急的还有龙陵县的另外6名教师。11月4日，龙陵县教育局突然接到一份县城市建设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城工委”）发来的《关于抽调有关教师参与五板桥片区评估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抽调通知》），要求抽调教育系统有关教师于11月5日到县城工委拆迁办公室报到，以便安排工作。而杨宝新正是“有关教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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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杨宝新，另外被调离教师岗位的6名教师分别是城关中学的刘馥兰、龙陵一中的黄晓燕和黄冬兰、云山小学的邓艳、白塔小学的高正芳、龙山中心学校的赵兰仙。这7名来自不同学校的教师，其共同点便是家属都住在被政府列为拆迁对象的五板桥片区。而他们的工作目的是说服家属同意拆迁评估。假如无法说服家属同意拆迁评估，考核就视为不合格，便无法回校上课。这样的突然调动究竟是巧合？还是相关部门的刻意安排？
七教师被调走当拆迁“说客”
杨明然烦闷地抽着水烟筒，这段时间，他为儿子杨宝新被调到拆迁评估工作队的事苦恼不已，因为这意味着，在五板桥拆迁评估过程中，他所要直接面对的，正是他的儿子杨宝新。“假如我不同意拆迁评估，儿子就有可能失去工作，你说我该怎么办？”杨明然说。
杨明然是五板桥片区的居民，今年9月份，杨明然接到一份关于五板桥片区拆迁的告知书。告知书上写道，县拆迁办将对五板桥片区依法进行拆迁，请片区居民配合。但直到此时，居民们一直没有和政府达成协议，拆迁始终停留在僵持阶段。
“我们从4月份就开始做思想动员工作，但直到现在也没能完成拆迁的最初评估工作。”龙陵县政协副主席、县城工委副主任吴维鹤说。为打破与被拆迁户之间的僵局，11月3日，经城工委主任会议研究，决定抽调7名教师参与五板桥片区被拆迁户房屋的评估工作。这7名教师，正是杨宝新、刘馥兰、赵兰仙等人。
而杨宝新，保山市龙陵县河头中学的一名物理老师，也正是被拆迁户杨明然的儿子。不仅如此，被抽调的另外6名教师，也全都是五板桥片区被拆迁户的子女或配偶。
这究竟是巧合？还是城工委有意的安排？
直到此时，教师刘馥兰依然清晰地记得当天到城工委报到时的情景。
11月5日，刘馥兰、杨宝新、赵兰仙等来自不同学校的7名教师按校方要求来到县城工委，当日，城工委就给他们分配了工作，要求他们劝说家属配合拆迁评估工作，直到家属同意让评估人员入户评估，方能离开并回校继续教学工作。
同时，城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被抽调的7名教师在工作期间，上班时间必须呆在家里，电话随时保持畅通，任何时候如果要离开，必须向城工委请假。“这不等于把我们软禁在家里了吗？”有被抽调的教师表示。
郁闷的不仅仅是被抽调的教师。就在五板桥居民就拆迁评估问题与城工委僵持不下的时候，杨明然做梦也没有想到，前来做自己思想工作的，会是自己的儿子杨宝新。“让儿子来劝我，你说我是该把他当工作队队员？还是当儿子？”杨明然气愤地说。杨明然告诉记者，自从儿子回家后，每天都在和他说有关拆迁评估的事。为此，杨明然几乎每天都和儿子发生口角，甚至很多次都差点出手打儿子。
两份《通知》出炉源自拆迁受阻
在《抽调通知》送达教育局之前的10月25日，龙陵县公安局、县公路段、工商局、卫生局等部门几乎同时收到了一份《关于加强五板桥片区规划建设用地管控的通知》（以下简称《管控通知》）。
《管控通知》上写道：“按照规划，北片区五板桥段已作为市政公共景观绿化用地，原有的居住和商业用地性质已经变更，并具有法律效率。”《管控通知》进一步通知各部门，县公安局在规划拆迁范围内暂停办理迁入居民户口和居民分户，负责处理因拆迁引发的各种社会治安问题；县公路段要从路政管理方面加强监管，并暂停办理《路政管理许可证》；县工商局暂停办理《营业执照》验照、年检手续；县税务局暂停办理《税务登记证》年检手续；县卫生监督所暂停办理《卫生许可证》。
而《管控通知》，同样出自一个名为城工委的部门。
城工委全称为“龙陵县城市建设工作委员会”。据龙陵县委宣传部介绍，城工委是龙陵县的一个临时机构。为了更有效地推进城市建设工作，龙陵县从各部门抽出工作人员，组成了城市建设工作委员会，负责统一协调城市建设过程中的诸多问题。
城工委由龙陵县纪检委书记担任主任，县政协副主席、城建局局长等相关部门领导担任副主任。其中，县教育局也有副书记在城工委挂职。《管控通知》的出台，五板桥居民认为这与县政府的“拆迁大限”有关。
龙陵县政府于今年7月17日发布张贴了对五板桥片区等区域实施拆迁改造的公告，公告第八条称：“凡接到保山市金厦房屋拆迁有限责任公司《拆迁告知书》的被拆迁单位和个人，必须在规定期限内到指定地点办理拆迁手续。”这就是五板桥居民们口中的“拆迁大限”，也就是11月30日之前。
被拆迁户们认为，城工委要求各部门暂停办理一切经营手续的《管控通知》，实际上是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逼迫被拆迁户尽快妥协。“我的粮食加工厂的《卫生许可证》已经到期，现在不让我年检，这不是逼我把加工厂关了吗？”被拆迁户李祖茂说。
并且，对于《管控通知》上所说的“五板桥段用地性质已经变更”，居民们表示，目前自己尚未跟城工委达成任何协议，因此“用地性质已经变更”的说法并不成立。
于是，在《管控通知》发出后的第四天，一份签着刘馥兰、赵兰仙等教师名字并盖有手印的信访材料被递交到了保山市委、市政府。而就在信访材料递交到保山市委、市政府后的第6天，龙陵县教育局接到了《抽调通知》。此次信访，后来被刘、赵等教师认为是城工委发出《抽调通知》的直接原因。
上面压家属骂 教师如坐针毡
教师们表示，自己作为被拆迁户的家属，有的教师甚至本人就是被拆迁户，在工作中具有双重身份，因此工作很难开展。即使自己能够站在公正的角度去做家属的思想工作，但家属未必能体会自己的用心，反而以为自己“是帮着外面的人说话”。对此，一些老师认为抽调工作队人员时应该考虑到“避嫌”原则。
关键在于，有教师认为，拆迁原本是政府对被拆迁户的工作，而城工委利用行政权力抽调被拆迁户的家属前去做思想工作，并且使用“特殊”的考核标准对其工作成绩进行考核，有将公事变为私事的嫌疑。“我们在对家属做工作的时候，家属该怎么做？他们是该考虑自己的利益？还是考虑儿子或配偶能否达到考核标准？双方很难站在一个公正的角度来谈拆迁评估这个问题。”
有教师认为，拆迁过程中，当政府部门与被拆迁户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政府部门不应该以行政手段要求教师劝说自己的家属。“从被拆迁户的角度来讲，我们本身就对拆迁工作有意见，现在反而让我们来做家属的工作，还要以此为考核，分明就是以权压人。”一位教师说。
事实上，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教师们从一开始就陷入了被动的局面。“我们每天在家里如坐针毡，每次和家属说这事就吵架，劝也不行，不劝也不行，上面压，家属骂。”为此，教师们在做工作的时候，家属常常是摔门而去。
教师们的意见也曾经反映到城工委。对此，吴维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作为人民教师，应当认清自己的位置，以大局为重，而不是自私自利，只考虑自己的利益问题。
据吴维鹤介绍，当时决定抽调杨保新等7名教师参加拆迁评估工作队，是经过城工委主任会议研究决定的，目的是希望教师能够带动家属，或者本人亲自作出表率，以便拆迁评估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吴维鹤告诉记者，在拆迁评估的过程中，个别教师不但不配合，而且还极力阻碍工作队入户调查评估，甚至教唆家属和邻居与工作队对着干，个别教师还在公众场合与工作队发生冲突。而个别教师的这种做法使相关领导“很心酸”。“我们抽调这7名教师，除了希望他们起到带头作用外，另外一个目的就是想让他们亲身体验一下我们工作队员的辛苦。”吴维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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